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今年，整整170年了。学者许章润认为，在这中国近代史开篇以来的170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三次国内经济与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也经历了三次金融的大发展。第一次“改革开放”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下迄1895年甲午海战，大约35年左右。第二次，从晚清1903年开始至1928年国民党统治的确立，是一个中国向旧帝制告别，而引入一个新制度的时代。第三次，便是由1978年12月标志性的“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迄今已逾三十年。
　　与三次经济改革浪潮相伴随，金融（特别是银行业）也集中在这三个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然而，究竟是经济的勃兴导致了金融的发展，还是金融促进了经济上的大发展？至今难有定论。耶鲁大学教授Patrick认为，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取决于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金融部门在动员传统部门的资源并将其配置到具有增长趋势的现代部门方面发挥着基础作用，金融部门的扩张和金融服务的供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达到较高水平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对新增金融服务的新需求，这将引致金融体系的发展。笔者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经济与金融大发展，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当时的客观条件与经济发展推动了金融业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也促进了经济不断向前。
　　第一个时期的主要表现，是国门被打开后，国际贸易得到飞速发展。当时的金融发展，主要体现为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大量开设殖民银行。1847年，英国人开设丽如银行，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现代化银行。此后，英国人还开设了汇隆银行（1851）、阿加剌银行（1854）、麦加利银行（1858）、汇丰银行（1865）等。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列强也纷纷抢滩，如法国人开办的法兰西银行（1860）、德国人开办的德华银行（1889）、日本人开办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1896）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银行。这个时期特别有意思的是，除了银行以外，中国同时存在大量票号与钱庄。起初，他们还能与外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平分天下。票号控制着国内汇兑，钱庄则为国内商号提供贸易资金和信用，外国银行则主要提供国际贸易资金和国际汇兑。但由于钱庄主要通过外国银行拆借资金，而国际贸易又操纵在外国商人手中，外国银行于是逐渐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第二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民族资本主义兴起，因此金融业发展主要表现为中国人自办的银行纷纷涌现。1897年，轮船招商局督办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成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此后，其他新式银行大都在1905年后成立。除了户部银行（1905）、交通银行(601328,股吧)（1908）这样一些官办银行以外，还出现了纯粹的民营银行，如信成银行（1906）、浙江兴业银行（1907）、四明商业银行（1908）等。民国以后，私人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1915年至1921年期间成立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与中南银行，被称为“北四行”。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清末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被称为“南三行”。这些银行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写下了浓重激越的篇章。而作为传统社会主要金融机构的票号与钱庄，由于封闭的组织制度与保守的经营理念，始终没能实现向现代银行业的跨越。相反，由于受到现代银行业冲击，其经营日益被逼至历史角落，乃至最终退出历史大舞台。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因此我国金融业也迎来前二次无可比拟的发展高峰。在此时期，我国不仅建立了大量的各个层次的商业银行，还组建了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机构体系。另外，我们还建立了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等在内的一个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与倍受掣肘的历史上另外两次金融大发展相比，此次金融发展有着我国170年以来最好的经济大环境和历史机遇，不仅契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契合了全球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国际货币经济组织首席经济学家Rajan推论，20世纪有两个商品和资本的国际化流动最频繁的时期（1900年—1930年，1990年—2000年），而这也是金融市场发展最迅速的时期。Rajan只不过将视野放在20世纪百年历史中考察，如果将历史视野放大，19世纪中后期其实已有一次经济与金融大发展。但是170年来，中国只有在当前，也只能在当前，才真正迎来金融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