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37个“加快”，凸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感。
在抗击金融危机一周年、经济出现V形反转的时候，在两会召开前夕、“十二五”规划需要有大思路、新思路的关键节点，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并用37个“加快”，部署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八项重点工作。
这是为什么？这种紧迫感从哪里来，又将对未来的经济走向与投资走向有哪些重大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是什么？概而言之，有三大难题：一是日益突出的环境与资源约束问题；二是日益突出的城乡、地区、社会阶层之间的二元差距问题；三是日益突出的自主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三个问题因一场金融危机而更突出，并急切期待着有所突破。
可以说，经过近三十年的非均衡发展，中国经济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不少问题。现在迫切需要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从资源攫取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从学习模仿型或者“山寨”代工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总之，中国未来发展需要有灵魂、有创见、有道德的经济。
为什么要把灵魂与创见问题提出来呢？这跟中国经济的未来动因与发展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关。前30年，中国走的是一条学习、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与经验的道路。这使中国用很短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过的路。但模仿是容易的，要在经济上自立，就需要有两样东西。
一是灵魂，要从中华民族博大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原创性发展基因。这个问题在今天尤为突出。举个例子，电影《阿凡达》在中国赚了多少钱？这还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软实力”问题；二是创见，要在世界文化与科学前沿发出中国声音，没有自己的发明与创见是找不到位置的。
为什么还要把道德问题提出来呢？这跟非均衡发展积累的问题有关。30年前，由于岁月蹉跎，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从濒危状态中走出来。当时采取的措施是搞特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过近30年的非均衡发展，中国社会现在已完全变了样，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二元差距问题也日益严重。
今天，中国经济在两个环节上已无法再持续下去了。一是外部失衡问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再也不能依靠其高消费、高负债来维系了；二是内部失衡问题，严重的二元结构与分配不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障碍，更是社会不和谐的温床。现在把公平与道德问题提出来，其意义远不止经济这一层面。
回首这一百多年来，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从吃的到用的，从听的音乐到看的电影，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制作技术上，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原创性东西不多。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可喜的是，最近中国在高速铁路方面将会向境外输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这是一个好苗头。
从原材料出口，到家电汽车乃至高速铁路出口，中国经济不只是技术在升级，更是理念与形态在升级。去年，中国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向扩大国内消费的方向转变。同时从产业与区域两个方面，密集出台了十几个产业振兴计划和区域发展规划。这当中寄寓的深意是很值得研究的。
现在又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八点意见，明显具有利用国际金融危机腾出的空间，进行弯道超越的意思。而从投资层面看，这八点意见对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经济基本面的走向，也具有非常直接又深远的影响，更需要投资界打开思路，既从整体上，又分各个环节，进行细化研究。
有意思的是，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作国情咨文报告时说，美国在高速铁路建设方面落后于他人了，美国也要搞高速铁路，美国绝不做第二。看来，后金融危机时代，一场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已经开始了。在世界经济新一轮大洗牌中，蕴藏的投资机会将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37个“加快”彰显中国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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