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2009年9.6万亿元的货币信贷天量释放之后，2010年央行、银监会等监管层定调7.5万亿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在1月初信贷快速飙升——截至1月19日已达1.45万亿元，距去年同期的1.62万亿元仅一步之遥，短期内收闸信贷成为央行不得不启用的政策工具。据相关媒体披露，近期已有工行等数家大型中资银行暂停发放新贷款，与此同时，数家被央行点名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商业银行已于1月26日缴款。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掌控巨轮，既需提前规划处理好合适的线路来驶向最终的目的地，同时也要把握政策的提前量和滞后性，及时调整航向来躲避迎面巨浪和漩涡。货币信贷在2009年全面放松为GDP增速“保八”、中国经济迅速走出低谷，甚至为未来2－3年内经济稳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样短期集中释放的“猛药”难免会出现较为剧烈的并发症状，后续的经济政策微调、甚至局部中等规模的调整实为必要。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实体经济中流动性溢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显现，并且通胀预期加剧时，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公众预期是当然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财税与产业政策维持前期的积极状态，以促使实体经济产出保持复苏活力，并刺激就业，确保宏观经济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格局，避免潜在的“高通胀、低增长”滞涨出现是当前中央宏观调控决策层所面临的首要重任。
　　其中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黑脸”角色的货币信贷政策，必须及时留意实体经济环境的变化，保持政策调整的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合理引导公众对通胀、货币信贷的预期。这方面的经济理论已有货币政策的预期分析阐述清楚，其基本原理在于央行必须要“误导”公众的预期。也即央行在经济上升时期为控制通胀而收紧货币信贷，但是并不能让公众显著地认识到紧缩的出现，从而不会大幅降低消费与投资，将经济增长维持在低通胀与高增长并存的状态下，那么央行的最终调控目标就实现了。
　　事实上，在这一领域曾经备受赞誉的是FED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此君因其长期低利率宽松货币政策引发此次次贷危机，成为主要被批判对象之一，然而其在引导公众预期领域的确有不凡的功力。通过在公开场合释放一些突出，但又不失全面的政策调控信号，引导公众投资消费行为趋于理性化，如格林斯潘就任后期所采用的公开讲话与小幅利率调控的手法，频繁地升息或降息，巧妙引导美国经济避开陷入紧缩和过度扩张的困局。
　　这也充分表明了，公众预期本身并不可怕，掌握合理引导预期的政策工具才是关键。就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控现状而言，央行在2010年的主要任务可以认为是“防通胀，更要防衰退”，也即在强化货币信贷合理投向、防范资产价格泡沫显现的同时，稳定基本物价，刺激实体经济增长与就业提升，使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1月份信贷爆发性释放可以看作是去年超宽松信贷政策的惯性延迟，事实上相当部分的信贷额度是用于去年所未能满足的需求。因此在有针对性的强化信贷管理——如每日上报信贷增量、对部分银行实施惩罚性的准备金率以后，2月份的信贷增速应有所缓解。因此央行应强化公开市场操作、信贷窗口指导与存款准备金率等中低烈度的货币政策操作力度，给予公众通胀将会得到有效遏制的预期，同时在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下，实体经济所受的冲击将会较为有限。
　　当然，如果通胀预期－资产炒作－通胀加剧的循环仍未能打破，尤其是2009年飙升的楼市投资热潮，那么果断实施强力的利率调整政策也在所难免。重点在于利率调控的幅度与时机选择，既要保持足够的提前量，以防情况出现恶化，同时也要保持适当的调控力度，防止实体经济复苏的势头受到过于严厉货币政策的冲击。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