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注定是后危机时代充满变革的抉择之年。全球化走到今天，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是对于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尤其是对于中国，唯有坚定不移地加入全球化的浪潮，坦然、自信地面临全球化的挑战，通力合作，才能使得全球经济的航船在危机后继续扬帆起航。
　　全球化的议题是多维的，囊括了南北对话、贸易保护、全球范围的减少贫困，以及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危机等。在此，笔者想重点谈一谈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行业发展及相应的全球监管问题。在全球化关于金融业维度的宏观方面，大致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的解决方案，以及各国如何实现金融行业的改革并更好地加深金融监管的全球化合作等问题。微观层面，笔者以为，对我国而言，是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实施我国金融行业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当国际社会出现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的失衡之时，全球就将经历一系列的动荡，并在国际各大势力之间重新洗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如何变革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上，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着明显分歧。我们不必讳言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和敌意。危机孕育变革，而变革则必然带来冲突。这种利益上的分歧，只能通过对话和合作、利益上的交换和妥协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合作发展才是新一轮全球化的趋势所在。而更有效的国际合作，则需要中国以一种真正的大国心态，负责任地参与到国际经济秩序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扩大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这就要求我国在人民币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制定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
　　西方国家的金融产业和监管体系在这轮危机中暴露出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相关国家和产业也积极地采取了应对措施，但更为深入的跨国合作和运用市场机制来修正完善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然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并未被推翻。过去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推动引擎仍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发挥作用。任何行政的单边的保护措施，和以邻为壑的政策都只能增加对抗，都不可能在中长期成为普遍的政策。西方国家在危急情形下的一些应急之策，并不能成为我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强化政府干预市场的依据。
　　我们要在转变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长远目标和GDP增长、就业增长等短期目标之间求得平衡，在政策运用上就不仅顾及“近忧”，更要担心“远虑”。如何实现政策目标的预期，顺利地转化经济增长方式，就在于我们能否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机遇，深化以金融产业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业。金融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如今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转型与增长的命脉。而金融产业的发展则要求我们用更为开放的姿态，充满自信地“走出去”，更大胆地把国际资本“引进来”，通过对金融产业这一核心战略产业的发展，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说，金融产业的改革开放，对我国的影响，将毫不逊色于过去30年中对外国产业资本的开放和我国制造业的升级。人民币的国际化努力，大陆资本赴台的启动，都是我国金融国际化的一个初步的政策试水。笔者以为，在这方面的步伐，似乎还应迈得更大一些。
　　这一轮全球化的浪潮，远比上一次来得更为深入。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考量之外，对我国而言，改革金融体系显得越来越迫切。如果说，全球化过程中，我国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金融领域密切合作，那么，我国自身金融行业的改革发展则是这一开放战略能够成功推进的根本。我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配套的金融教育体系，以及相应的市场监管体系，无不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相当大的差距。金融危机的发生，不应成为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的桎梏。对我国而言，不是金融产业的发展过度，而是金融产业的发展不足。不论是在制度创新，还是在产品创新上，中国的监管机构都应采取大力推动的态度。用改革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因此，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用更为完善的监管体系来消除创新发展中的灰色地带，用更为国际化的监管合作使我国的金融体系与国际更为接轨，才是真正意义上实现我国金融产业的后发优势。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