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主要产油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并向美国大量输出资本；与此同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经常项目逆差迅速增长，致使全球经济失衡不断加剧。2000至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逆差从2000亿美元左右扩大至4650亿美元，新兴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则从900亿美元左右增至7144亿美元。自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开始出现缓解迹象，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再平衡进程已经启动并有望继续加速。

　　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顺差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新兴经济体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2007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的出口占其GDP的比重分别为37.3％、35.2％、19.9％和15.1％。但这种模式严重依赖外部需求，在全球金融危机下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危机使新兴经济体意识到依赖出口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脆弱性，并积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寻求内部经济发展新的平衡，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既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现实选择，又符合其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诸多新兴经济体从金融危机升级后迅速制定相关战略。其中，韩国计划从2009年开始的4年时间内投资50万亿韩元（约合38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和环保建设项目；泰国增加约合86亿美元的预算，旨在用于提振农业、支持免费教育以及为老年公民建立特别基金等；印度先后推出三套经济刺激方案，振兴其长期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中东欧经济体相继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扩大内需、提振企业信贷、增加社保支出等。预计新兴经济体将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在今后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推进其内外部经济的平衡发展。

　　新兴经济体金融失衡有所扭转

　　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大幅超过发达经济体和世界平均水平，世界经济结构悄然呈现出一种趋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脱离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的桎梏，呈现出独立增长和内生增长的特性。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改变了这种趋势，其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货币渠道、投资渠道、信心渠道与政策渠道将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紧密相连。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兴经济体金融失衡的再平衡进程：
　　一是金融危机推动了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的再平衡。金融危机通过冲击发达经济体需求、加大贸易汇率风险和激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三种渠道对新兴经济体出口造成了巨大冲击，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水平，推动了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的再平衡进程。
　　二是金融危机推动了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再平衡。金融危机通过避险效应引起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大量外流，改变了前些年资本大量从发达经济体涌入新兴经济体的趋势，推动了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再平衡。
　　三是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欧美发达经济体金融业，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推动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再平衡。
　　四是金融危机激发全球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再整合和再平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兴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资源配置效率的再平衡。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的不断加快，新兴经济体将不断推动自身经济再平衡进程，以实现可持续的、均衡的经济增长。

　　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话语权

　　鉴于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新兴经济体从以下四个方面逐步寻求更大的话语权：
　　一是积极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改革，增大新兴经济体经济体在国际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2009年9月举行的G20匹兹堡峰会决定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IMF的份额从43%提高至少5%到48%，新兴经济体经济体在世界银行也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
　　二是增加对国际机构的注资力度，进一步增强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2009年IMF增资时，中国宣布增加104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9月中国又率先宣布认购不超过500亿美元由IMF发行的债券。
　　三是积极推动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及其担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朱民现已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有报道称他有望出任IMF副总裁一职，成为林毅夫就职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后，第二位中国人士在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中担任高层职位，对增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新兴经济体声音，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提高新兴经济体经济体的地位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是新兴经济体加强相互之间的经贸、货币结算和储备货币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降低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依赖。预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新兴经济体有望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城市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