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膨胀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对此变化作出正确的理解，并且给出正确的战略思考，来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我们正在逐渐地陷入一种错误的总量逻辑中，这种逻辑错误主要体现在重量轻质、盲目追求定价权、忽略结构性问题、错误的总量加总、追求总量的生产方式等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又在高速增长的国家，要想让人民群众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就必须从错误的总量逻辑中走出来，把提高效率（而不是增加总量）置于优先的地位。否则，我们仍然有可能掉进令人痛苦的“马尔萨斯陷阱”。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膨胀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对此变化作出正确的理解，并且给出正确的战略思考，来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我们正在逐渐地陷入一种错误的总量逻辑中，这种逻辑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量轻质。即把经济总量的膨胀误认为是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从而导致了不切实际的国际竞争战略，比如急于进入国际高端产业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过早过多地承担本不应该由中国来承担的国际责任等等。如果我们冷静地把中国与世界上另外两大经济体做一个国际竞争力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仍然很弱。
　　从统计数据来看，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分别是欧盟、美国与中国。美国的竞争力在于其无可匹敌的创新能力，在美国强大创新能力的背后则是其最具竞争力的教育；欧盟国家、特别是欧盟中那些核心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审美”，因为具有审美能力，所以欧盟核心国家便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奢侈品生产的近乎垄断的地位；中国是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既没有创新能力，也没有审美能力，有的只是存量规模极其巨大的廉价劳动，这就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世界工厂的地位。由此可见，中国总量的确是增长了，但就其国际竞争力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已。
　　二、盲目追求定价权。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张，中国的资源缺口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中国从外部世界进口的资源不断增加，总量逻辑的错误又发生了，这种错误表现在盲目追求定价权上，其中的推理过程大致如下：因为中国是最大的资源进口国（买主），所以中国就应当拥有进口资源的定价权。
　　然而，这样的逻辑是根本无法成立的，理由就在于当今世界上大部分资源交易市场均属于典型的卖方垄断市场，作为买方是无讨价还价的能力的，更别想获得定价权了。但是在总量逻辑的推动下，我们一直想要获得定价权，在不能获得定价权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降低资源的进口价格，结果不仅没有能够以低价获得国际资源，反而严重打击了出口部门。其中的道理很容易理解，为降低资源进口价格而采取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实际上是向卖方发出了“需求”增加的信号，结果在卖方垄断的市场中，人民才升值了20%不到，但是国际资源的价格却增加了两倍以上，实在是得不偿失。
　　三、忽略结构性问题。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一是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二是关于以内需来替代外需的问题。
　　在关于人民币是否需要国际化的问题上，曾经有这样一种逻辑，强国的货币必须成为强币，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所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所以作为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就必须国际化。其实，关于人民币是否能够国际化，我们只要从结构上做一些认真的分析就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从宏观上讲，人民币实际上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因为在人民币发行机制中，外汇占款发行占到很大的比重。从微观上讲，人民币缺乏微观基础，因为中国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属于加工制造，缺乏国际竞争力。只要稍作国际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与美国和欧洲核心国家所生产的、具有市场垄断能力的差别商品不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大都属于不可垄断的竞争性产品。基于以上事实，从总量逻辑得出的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结论就是不可信的。首先，在缺乏微观基础的情况下，人民币并不具有走向国际社会的竞争力，理由很简单，只要一个国家的产业不具有竞争力，那么它的货币也就同样不可能具有竞争力，更何况国际货币体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自由竞争的体系；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削弱美元的地位，然而就人民币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而言，只要美元的地位被削弱了，那么人民币本身的地位也将随之被削弱，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这种内生性联系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现在再来讨论关于以内需来替代外需（出口）的问题。2008年危机发生以后，由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居民消费支出迅速下降，从而导致了中国出口的大幅下降。于是就有了以内需来替代外需的政策建议，很显然，这种政策建议仍然是建立在总量逻辑之上的，因而同样是行不通的。
　　从总量上来看，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等于本国居民的消费加上国内投资、再加上出口、减去进口，如果有政府干预，那么还得加上政府的财政支出。按照总量逻辑，假如出口下降了，那么我们至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中的任何一种、或者多种措施同时并用来维持一个不至于造成衰退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一，是增加国内投资；其二，是增加国内居民消费支出，也就是增加内需；其三，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其四，是减少进口。这意味着内需、投资以及政府的财政支与出口是一种替代关系。但是，若对以上四种维持经济增长的措施从结构上加以分析，那么就会发现，以上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以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受到存量失业人口的约束，工资率将难以在短期内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只要工资率不涨，那么内需就难以增长，因为需求是居民的恒久性收入（主要是工资）的函数；要想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就需要通过增加投资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来出清过剩的劳动人口；在国内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内需缺乏的情况下，由投资增加所造成的产能释放就只有通过出口、借助于国际市场来加以出清。
　　以上的逻辑关系告诉我们，就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来看，出口是原因，内需是结果，因为内需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出口的函数。所以没有出口的增长，也就不会有内需的增长。假如不去开拓国际市场（目的在于扩大外需），那么纯粹增加投资，就会导致产能过剩；增加政府支出虽然在短期内可行，但从长期来看，不加控制的政府的支出必定会导致财政赤字，进而引起宏观经济的恶化；若是选择减少进口的政策措施，那么就有可能引发国际贸易争端，甚至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除了出口之外，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四、错误的总量加总。错误的总量加总是忽略结构问题的必然结果。如上所述将国民生产总值简单地等同于国内居民消费加投资、再加出口等等，就是一种错误的总量加总，因为它忽略了结构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总量加总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发生在房地产市场的中总量加总。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函数中，事实上存在三种不同需求，它们分别是低收入者的需求、高收入者的需求、以及介于两者之间中产阶级的需求，这些由不同收入水平而生的不同需求从性质上来讲是非线性的，因而是不可加总的。正因为房地产市场中非线性的需求是不能简单加总的，因此，房地产市场不存在一般均衡，只有分离均衡。所谓分离均衡，就是面对三种不同的需求，需要有三种不同的供给方式来予以满足。简单地讲，就是高收入者的需求通过开发商的市场化的供给来予以出清，低收入者的需求通过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来予以出清，而中产阶级的需求则可以通过市场化的租售混合的方法予以出清。但是由于人们按照总量逻辑进行错误的加总，以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是可以加总的，结果，伴随着中低收入阶层的购房需求被错误地加总到高收入者的需求曲线之中而来的便是房价的不断走高，以致在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的房价竟然不跌反涨，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深陷房地产泡沫而难以正常运行。
　　五、追求总量的生产方式与马尔萨斯陷阱。总量逻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注重产量、忽视效率，这个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长久以来，中国一直看重土地的产出率，忽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土地产出率强调的是总量，而劳动生产率强调的则是效率。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伴随着土地产出率提高而来的还有人口的迅速增长，结果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人均产出却没有什么变化，人民群众的贫困依旧挥之不去，这就是经济史学家们所说的“马尔萨斯陷阱”。
　　进一步的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只讲数量、不讲效率的国家或者社会常常会把全部能量和资源都投向为数不多的工程，而且这些工程常常都能够取得成功，然而这仅仅是孤立的成功而已，因为投入更多劳动力来解决某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创新之路。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凡是倾全国之力来完成某个伟大工程的国家、特别是那些非生产性工程的国家最后都出现了增长的危机。
　　综合以上各点分析，我们必须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又在高速增长的国家，要想让人民群众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就必须从错误的总量逻辑中走出来，把提高效率（而不是增加总量）置于优先的地位。否则，我们仍然有可能掉进令人痛苦的“马尔萨斯陷阱”。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