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过去30年，浙江经济创造了某种奇迹。但是现在看来，由世界经济衰退演绎的外部冲击，由外部冲击引出的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基调大逆转，或许会导致浙江经济奇迹的“告一段落”。弄不好可能会终结奇迹、弄好点儿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但无论如何，浙江经济奇迹，浙江模式都面临着调整。目前有许多不利因素在削弱以往催生浙江经济奇迹的基础性动因。
　　第一个约束是制度因素。
　　所谓“浙江模式”的核心内涵，是以民营化为先导，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民营经济扩展是浙江“奇迹”的原始动力之一。但是，民营经济的前进却遇到了天花板。
　　这种天花板，首先表现在目前的准入领域问题上。如果以国民经济三次产业作为线索判断，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仅在“一个半”产业获得了有限的突破，第二产业和半个第三产业。即便在半个第三产业里也是非主体行业，比如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
　　尚未突破的“一个半”产业是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主体行业。其中“一产”受制于土地制度的制度安排，区域改革与创新权限有限；而“三产”的主体行业，诸如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等，受到“超地方政府”力量的控制，民营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
　　天花板的另一个表现，是国有资本的“进”以及国企垄断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的加强。很多地方的“审批制”悄然回潮，国企财力大增，大型国企借重组、并购等名义提高垄断度。而这一切，都与浙江模式以往路径所倚重的民有、民营方式相悖。
　　第二个约束是产业转型。
  　理论上说，产业升级包含产业间和产业内两个层次。国民经济三大产业之间有产业重心的转换问题，比如过去中国经济实际是以农业第一产业为主，目前第二产业是重心，而美国发达经济体则是第三产业为重心。在产业内部也有结构升级问题，尤其是二、三产业内部。
　　对于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地区来说，先行工业化大国的区域工业化经历还表明，一个地区产业重心的转换往往经历三个阶段的升级：第一个阶段是商业时代，哪个地区控制了商业网络，便在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二个阶段是制造业时代，哪个地区率先形成制造业中心，便在区域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第三个时代是金融时代，那些率先形成金融中心的地区，便在区域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
　　客观地来分析，在中国发展至今的前两个阶段，浙江都占有优势，上世纪80年代率先建立了庞大的商业营销系统，上世纪90年代率先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然而到了第三个阶段，浙江却面临着困局，最大的困局来自“三产”主体行业的国有垄断。
　　垄断行业中的大型国企具有准“上级”政府的影响力，地方政府难以驾驭。这方面尤以铁路、能源供给、通信以及金融等垄断行业的影响力为最。别的不说，单是“超地方政府”对轨道交通建设的垄断与控制一项，就极大地束缚着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步伐。铁路等轨道交通是陆上最为经济、最为安全同时也最为环保的运输手段，也应是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省域率先选择的运输系统，但由于超地方政府力量的垄断，地方政府无权自行规划与修建，结果其发展远远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地方政府被迫成天“折腾”马路，而无权修建一寸铁路。
　　第三个约束是区域城市化。
　　最直接的约束与高房价联系在一起。目前浙江区域城市房价总体水平高居全国前茅，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浙江一些中等城市的房价水平，已经达到乃至超过了日本关西类似区位的小城市房价。而如果以人均收入与房价水平之比来计算比较，浙江大中城市房价与大众收入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缺口。
　　高房价最大的一个后患，是造成了对浙江城市化的巨大约束。据笔者观察，浙江以往城市化路径模式，以“老板进城效应”为基本动因。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进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户。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他们也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这原本是城市化的“古典模式”。但目前在浙江却遇到“狙击”：成千上万的乡村老板的确率先进城了，并在城市购房买地落户生根了，但跟在他们后面的“打工者”无力购房，只能“望房兴叹”，要么依然奔波于城乡之间而“离乡不离土”，要么以“农民工”身份屈居城市“边缘人”之列。“古典城市化”到此打住了。
　　第四个约束是区域经济开放。
　　区域层面的经济开放属于国际化与区际化并行的“二重开放”。浙江区域经济开放的路径，是从区际化到国际化，国际化后来居上。目前看来这一路径也要告一段落了。
　　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开放重心的国际化导向因素已经减弱，取而代之的则是相反的因素。国际市场方面，附加值制成品的国际市场趋于饱和，扩张空间越来越小，受到主要贸易伙伴政策的打压越来越多，贸易净福利销蚀殆尽，这中间浙江占了很大的份额。政府政策方面，即便在此次衰退发生之前，中央政府就已经开始花力气刺激内需了，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政策调整率先出台，2008年之前多次降低出口退税率就是最明确的信号，只是后来突然发生的危机打断了这种政策调整。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