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5月爆发以来已经给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全球经济更是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回顾过去30年以来所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笔者发现，危机爆发之前无一例外地出现金融部门的过度膨胀，并且这种部门自我扩张的趋势近年来又呈现出加速的态势。
　　更值得重视的是，缘于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的金融危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密集地爆发，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越来越强烈。从20世纪80年代储贷危机中美国储贷协会的冒险放贷，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到20世纪90年代末新经济泡沫中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盲目乐观和机构投资者的狂躁投机，再到21世纪次贷危机中各类金融机构（包括放贷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评级公司等）的“贪婪”和“冒险”，金融中介的利益冲突行为已经从个别金融机构蔓延至整个金融部门。
　　过去30年间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背后，笔者发现了危机频发的主要诱因往往不在于经济周期或是实体经济的恶化，而更多的是金融部门的利益冲突（或者说是贪婪），引发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继而催生资产泡沫并引发金融危机。
　　深入分析“大萧条”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笔者发现金融部门存在着一种自我膨胀的机制。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席卷全球，利率自由化和汇率的自由浮动，加剧了金融市场风险，激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以更好地管理风险，但以日新月异的金融衍生工具创新为代表的金融工程化和金融衍生化在管理金融风险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这使得大量普通投资者只能越来越依赖于各种金融机构的“中介”和“代理”服务，金融部门开始迅速膨胀，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金融中介的金融创新本身加速了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
　　随着越来越多家庭和个人投资者将资产委托给金融中介，金融市场演变为一个由代理人（各类金融中介和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激励机制不相容，使得作为代理人的金融中介的利益冲突行为难以避免，而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工具和投资策略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这也进一步拓展了金融中介进行道德风险行为的空间。
　　作为代理人的各类金融中介及其人格化代表——金融高管，他们的收入又取决于委托资产的规模和交易规模，这就使得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的金融中介和金融高管具有不断扩大资产规模和交易规模的冲动，金融部门由此呈现出不断自我膨胀的趋势。
　　而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又为各级金融从业人员提供远高于其他行业的薪酬收入，这又激励大量社会精英进入金融行业，激活更多的金融创新，于是，金融模型更深奥了，金融工具更复杂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就更加严重了，金融投资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于是，更多家庭和个人投资者，甚至包括部分机构投资者也退出市场，将资产委托给各种金融中介，金融部门进一步膨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思潮下金融监管的放松甚至缺失，在某种意义上又放松了对这种自我膨胀的有效约束。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发，并且越来越多的危机爆发根源于金融中介的利益冲突（或者称为道德风险），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利益冲突正逐渐由某类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向整个金融行业的利益冲突行为转变。
　　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机制也启示我们：随着金融部门的迅速扩张，金融市场已成为一个由各种金融中介和机构投资者等代理人主导的市场，金融市场天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双方之间难以避免的激励不相容使得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除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外更为严重的风险。
　　金融从业人员道德风险行为有效监管，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其他风险有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次贷危机的爆发宣告格林斯潘曾经认定的“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会尽其所能保护股东的利益”观点只是监管者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纯粹的市场力量无法有效制约金融高管的贪婪和冒险，也无法有效遏制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这就要求监管当局应加强对金融部门的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将虚拟经济控制在合理的边界范围之内，避免金融部门的过度膨胀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负面的冲击。

（作者系厦门大学金融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