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的“中美国”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中美国（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这个词最先是由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的。但是中国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的确，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成为中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还只能抵上美国的70％；简单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对等的。
　　“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镜像互补”。
　　《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将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总结为三类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产生了财富效应。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的工厂获得了巨大贸易，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稳定。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由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 那么，现在世界经济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失衡到危机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必须换个视角看失衡。回归基础的供求分析框架，最近十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全面上升，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穿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地搜索下，理论上可以使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恶化。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因此其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中低收入劳动者在近30年的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全球化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因此，本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贫富差距的加剧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成长率落到了长期（10年）移动平均线之下，这之后虽然有全球化的红利发酵，虽然有强烈的信贷杠杆的刺激，依旧无法改变经济增长动力的疲弱。
　　对于美国来讲，去工业化（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杠杆化和去监管化，或者讲是金融自由化。
　　美国人希望的最理想状态：货币通胀和资产通胀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物价不能通胀。所以它需要一个对冲，而中国是最佳的通缩输出国。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人工成本/人工效率之比一直在降低。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中国又是资源和能源瓶颈的国家，无法对冲资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的价格虽可通过压制劳工的报酬而缓慢上涨，但产能的扩张却推动着油价和资源价格开始飙升。而美国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油价构成物价通胀的核心。随后：1.利率的升高，使得资产价格下跌；2. 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美国的负债问题就遭到了彻底的暴露；3. 美国负债问题的暴露，使得银行坏账增加、信贷冻结，消费能力随之开始大幅下滑；4. 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大的影响，国内就业压力大幅增加，内需进一步走软。

　　再平衡的方向是“再工业化”

　　失衡终至危机，那么，再平衡的方向在哪里呢？简单直观的想法就是全球经济做减法，美国需求做减法，中国产出做减法：全球经济要彻底改变依赖美国信贷消费模式，这意味着要发生大的经济倒退。现在看来所谓“消费者去杠杆”是一个再平衡的“死胡同”，根本无法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平衡。“消费者去杠杆”所产生的被动储蓄很难持续提高储蓄率、降低负债率。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家庭储蓄率在提高，但负债率却不降，因为被动储蓄→消费↓ →企业利润 ↓ →失业↑ →收入↓，负债率（负债/可支配收入）分子分母都在做减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再平衡应该不会是一种颠覆，而是一种修复，换句话讲，全球化不可逆。因此，未来再平衡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全球需求结构得到改善而更加均衡：必须回到能增加可支配收入的轨道；二是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瓶颈，这样货币和资产可以通胀，但油价可以不涨。
　　需求的结构要重新走向均衡、可支配收入要重归增长，必须重新呼唤“企业家精神”，需要出现“熊彼特式”的创业活动的集群式迸发。故此，“再工业化”是美国再平衡的唯一选择。“再工业化”绝非美国的海外工厂回归（美国劳力成本畸高，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而是再造一个新“实体”。结合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的瓶颈，再工业化的方向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

　　再造新经济形态

　　政策和规则保护下新产业形成超额利润→新经济的股权泡沫化→资金成本低廉→大量投资被引致新经济行业→形成过度投资和竞争→规模经济开始出现→超额利润消失，回归全社会平均利润水平→泡沫破裂→但新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出现，又成为经济下一步持续增长的动力。
　　当然，以上的逻辑必须有个前提：弱美金必须可控。现在看来是存在这个可能的。一是当下美元的汇率很大程度上是靠人民币的“软钉住”来维持的。对于中国人来讲，它需要的是经济和就业的稳定，出口恢复能顶住政府投资日益递减的功效。双方各取所需。
　　二是全球需求衰退期的高库存将PK掉美金贬值所引发的通胀效应，商品特别是油价一旦过了70以后，涨升动力显得非常的犹豫，尽管黄金飙涨。
　　三是为缓解通胀预期，伯南克可以不断地讲退出策略，盖特纳可以调节财政开支节奏，将困难尽可能后移：2009年初联邦预算办公室（CBO）年初测算2009年和2010年发债规模各达2.56万亿美元和1.14万亿美元。而整个2009财年，财政部发债实际执行速度为： 2008Q4：5690亿美元、2009Q1：4990亿美元、2009Q2：3430亿美元、2009Q3E：4060亿美元，打掉一些借新还旧，2009财年整整少发了近1万亿美金的国债，这意味着把更重的负担加到了2010年以后的。
　　四是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提前货币紧缩政策的外溢性总是能够帮助弱美金走得更远，中国等新兴国家先后退场，使得通胀或被压制，毕竟最近一年中全球基础原料增量的贡献九成都来自于这些国家。
　　五是高福利的欧洲对于美金贬值对其经济负面效应的高度忍耐力，使得它们不太可能加入货币竞相贬值的游戏，从而导致通胀失控。
　　最本质的还在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当下世界上哪个国家现实中能摆脱理论上的“特里芬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当下盛行的“脱钩论”其实是虚妄的，非储备国家之间根本就形成不了真正的贸易平衡，任何一国一旦出现持续逆差，就会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措施，而各国共同使用这些措施的结果，就会抑制国际贸易量增长。因此，只有储备货币国家，才可以持续的维持贸易逆差。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推倒美元推，世界将一片混乱。
　　故此，未来可能场景或许只有两个：一是市场理性预期的出现而导致美金失控，为此美联储不得不提前启动不太情愿的加息周期，世界经济或进入混沌的“滞胀”状态，油价依然高企，而经济复苏又将沉寂；二是外部世界继续忍受着弱美金的“盘剥”，被动地等待着美国的“再工业化”的结构调整的完成，但一旦美金重获支撑而进入长期上涨趋势，被推向资产泡沫化的新兴市场将会面临一次洗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