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将至，《人民日报》记者在探访了不同人群生活状态后指出：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能力不强，居民生活质量不高——《人民日报》的记者调查给我们展现出的无疑正是这样的图景。事实上，这已经算不得“新闻”，而近乎一种常识了。反映到公众生活经验上，其实就是“什么都涨，唯独工资不涨”，反映到统计数据上，问题则更加直观：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确实，当人们在年终盘点收入的时候会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正变得越来越难。而与此相关的“硬币另一面”则是：想要致富就不能不眼红快钱——如果没有安阳彩民买彩票中三亿的运气，至少也得炒炒股炒炒楼想要致富就不能转走捷径，有丁点儿权力都想要变现为个人利益，有丁点儿机会都想要通过公关致胜，甚至于想要致富就不能不“狠一点”——只要能赚到的昧良心也要去赚，只要能搞到的犯点法也要去搞。
　　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人民日报》的报道看到了“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巨大差距，提出应该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所得”比例的观点。虽然这样的关切初衷很好，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此简单地评述提高劳动所得多少有点“纸上谈兵”。企业职工的工资，岂是谁能随便“勒令”上涨的吗？几十年前我们批判“万恶的资本家”那一套，注定是没有用的。
　　虽然确实有很多“血汗工厂”，虽然确实有很多黑心老板，但在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大问题面前，在所谓“国民收入倍增”之路上，提高劳动所得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大关键，更不是最可操作的问题领域。比如，在公共福利保障上的福利兜底和福利倍增，就要远比提高劳动所得更为可行。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如果能强力压缩“三公消费”节省行政开支，能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的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人们在年终盘点生活也许就不会那么叫苦了。
　　再比如，一些利润丰厚领域尽被国企垄断经营，左手拿财政补贴，右手向公众涨价，不仅造成“一年到头尽为垄断巨头打工”的公众悲叹，更严重伤害了市场竞争，遏制了更多高收入岗位的市场供给；再有，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5万亿新增贷款能给提供多数就业岗位的私企多分一点羹，土地财政与高企房价能够得到更有力控制，个税制度能够在平衡穷富方向进行完善，工会组织能够更健康地发育和活动。诸如此类，所有这些看似不太相关的方面，其实都是在一个大话题的范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