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的黄金时代，全球性衰退和与我们切身相关的复苏增长，让每个月的宏观经济数据发布成为焦点。这本是一件好事，有利于更多人在关键信息获取上的公开公平，但围绕数据分析与政策解读的混乱，则适得其反。
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披露三季度数据前后，从决策层意图到专家们点评，在通胀预期管理的问题上，即出现了混淆的声音，不加分辨，不明就里的投资者很容易被误导。
从数据看，前三季度GDP增速7.7%，但CPI同比仍下降1.1%，显然与通胀不沾边。即使按经济学家们习惯的环比数据来看，7、8、9三个月的CPI增速也不超过1%，虽略有加快之势，但还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真实通胀。相应的PPI等数据，也在印证这种情况。
当然，你可以批评中国的CPI、PPI等指标统计不够科学，或有失真之处。但在一个相对连续的时间段里，用同一类数据进行的跟踪分析，还是值得参考的。从现有数据看，中国经济复苏已确认，但全球情况还不乐观，用决策层的话来说，就是不确定风险仍存在。
我们理解投资者近期再度担忧政策方向生变，缘于最近一个多月来，最高决策层针对通胀问题相对明朗的表态。在9月初的大连夏季达沃斯年会上，温家宝总理曾公开提醒，要警惕和防范包括通胀在内的各种潜在风险。这一原则性说法，在10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报中，有了更精准的表述：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被国务院列为今年四季度宏观调控的重点。
由此可知，决策层其实有分寸，无意危言耸听。通胀预期与现实的通胀，毕竟不是一回事。即使按经济学家宋国青的说法，也不过是“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转换之快前所未有。我们刚把通胀理出眉目，通缩来了；还没把通缩研究完，通胀又要来了。”
请注意，宋国青所说与国务院会议所指，均是一种可能。所谓通胀预期，就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率的心理承受，它基于对过去的经验，更包括对未来的期望。一种简便的参考算法是，把前几年通胀率相加，再除以年限，得到一个算术平均数。
按这种指引，我们不难明白，通胀预期在中国已是大事。在当前通胀并非现实，却有一定苗头之时，管理好通胀预期，既必要，也难办。必要之处在于，公众预期不加引导，就容易积累放大，形成通胀恐慌，进而抢购资产和消费品。难办之处在于，预期管理是最不确定的，如果政策选择不当，公众失去信任，决策层费尽心力也会徒奈其何。
从市场经济规律来看，我们认可必要的决策引导和预期管理，但其作用不可夸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仍然存在的计划管理体制，与部分发育的市场自我调节，不时发生冲突。预期管理的链条与分叉较多，政策效果部分被抵消。
更进一步看公众的通胀预期，决策层应关注其特殊性，即缺乏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稳定性，特别是对决策连续性与透明度的充分信心。信心不足，预期就混乱，管理更无从谈起。
追根求源，决策层宜注重公众信心的恢复与巩固，即温总理所言的“信心比黄金重要”。特别是涉及重要政策变化，公开而透明的决策机制与可预期的政策思路，可大大缓解公众的心理不适。公众也就不必在通胀刚有苗头时，就对未来通胀极度恐慌。
我们曾多次论述，通胀尤其是温和通胀之于中国持续发展，有其积极一面，高增长、低通胀也是我们最应当期待的，也可以重现的美景。但目前这还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断，而非必然可控的现实。何况市场经济本身，也不时有其失灵之处，所谓最佳的温和通胀尺度，实际上无法准确把握，也不能以此为决策目标。更可能的情况是以此为轴，上下小幅波动。
中国当前经济状态是，通缩已趋尾声，通胀迟早会来。特别是进入明年下半年，积累多时的宽松货币政策效应，将有更充分的释放。加上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恢复增长，中国外需萎缩的局面将改善，消费和投资等内生的增长动力仍然充足，通胀出现将属必然。
但我们至少还有近一年时间，才会面对价格和工资的普遍上涨，以及因此可能引发的公众不安。但根据经济哲学家哈耶克的观察分析，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最严重后果，还不是这些现象，而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这种破坏首先会造成对资源的错误引导；其次将导致对劳工的错误引导，不仅无法在长期内解救大规模失业，反而会孕育新的通缩。
这对于决策层审慎管理通胀预期，及早准备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或有新启发。预期通胀的必然性，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明年将逐步退出，高达28%的货币投放量不可持续，上万亿的政府投资不可持续，这是多数人接受的变动预期。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的政策变化，大家却心里没底。与企业界息息相关的产业政策，涉及亿万公众的社会保障政策等，应当在可能的新变化之前，让更多人知情、理解进而支持，从而在公众预期和行动两方面，最大可能地化解未来的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膨胀压力。
这很难办到吗？难点或在于决策层是否愿意以更开放的姿态，透明而公平地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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