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轮胎特保案”引发了印度、阿根廷和巴西的“跟风式对华制裁”，欧盟也准备对中国的无缝钢管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大约有近60个国家针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各种“保护性措施”，中国陷入贸易保护“漩涡”越来越深。
无论是刚结束的G20匹兹堡峰会各国领袖“反贸易保护”的呐喊还是全球经济衰退下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惨痛教训，都证明了贸易保护将加大全球经济下滑的风险，“以邻为壑”最终带来“自食其果”。例如股市崩盘诱发的1929年-1933年大萧条同其后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有着极大的关联，《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诱发世界疯狂的贸易战火，让世界贸易突然锐减60%，突然加大了各国的银行坏账（例如美国因他国的贸易保护，发生农产品(000061,股吧)出口危机，导致此类农业贷款坏账飙升，拖累了银行系统），并助推了银行挤兑和破产危机。以至于很多人坚持认为，大萧条最重要的“元凶”是贸易保护主义，而不是股市泡沫。
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尽管在认识论上对贸易保护的危害是清晰的，但无论是1980年代的世界衰退还是现在这次衰退，都伴随着各国大量的、“作茧自缚”的贸易保护行为，这些世贸规则之下的贸易保护冠之以“新贸易保护”之名，即通过技术壁垒（例如商品检测、环保认证导致的费用上升实施商品阻吓）、出口补贴、反倾销、特保调查以及特别保障措施、货币贬值、“国货”采购优先等等来控制别国的商品出口。这一悖论很可能同全球政治背景有关。
据世贸组织宣布，仅是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财富缩水效应已经使2009年全球贸易量萎缩10%，那么加上保护主义因素，全球贸易萎缩肯定会远远超过1980年代萎缩17%的水平。但跟1980年不同的是，这次危机产生的失业率冲击尽管不及大萧条，但远远超过198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接近1980年代的10.02%，而欧盟的失业率已经达到9%附近。更重要的是，尽管总体失业率相近，但如果将年龄段划分为15-19、20-24、
25-34、 35-44、
45-54、55岁以上，这次危机美国年轻人组加权失业率水平大约比1980年代高出50%。而欧盟15-24岁群体的失业率达到20%，比总体失业率9%高出1倍多，欧元区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19%，远高于8.8%的总体水平。失业率最严重的西班牙有34%的15-24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而它的整体失业率是18%。年轻人失业率前所未有的“刺眼”对政治市场产生强大的影响，因为欧洲正处于严重老龄化的阶段，需要提供给年轻人更多的岗位来摆脱因人口结构产生的生产率下降，但现在却被迫福利救济安抚失业的年轻人，防止他们不满和造成社会动荡。但这种“福利安抚”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欧洲不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岗位的话，那么他们将接受失业率造成的社会政治冲击。
还有一个因素就像经济学者Richard
Freeman在其论文中描述的那样，1990年以后世界性资本流动加快，导致产业工人对资本撤离有更高的风险认识，他们发挥西雅图抗议精神、强调劳工标准以及人力资本“溢价”，迫使各国不断提高“最低工资”给予风险补偿。而最低工资提高偏离了市场均衡，不利于没有经验的年轻劳动力就业。于是，偏离市场均衡的工资坐标叠合着金融危机的冲击，产生了劳动力配置上的“马太效应”，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更不利于年轻人。那么，政治家们直接将这种国内冲击变成国际纠纷，通过削减他国的出口来保护国内的产业岗位，尤其是拥有大量经验不足年轻劳动力的产业岗位。
如果我们再考虑欧盟东扩纳入的东欧国家基本上同中国处于“贸易冲突区”，“亲贸易自由”最多只有荷兰、德国和北欧三国，而原本“摇摆派”的英国、爱尔兰和爱沙尼亚等都开始有点背离“自由贸易”倾向，再加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等“反自由贸易”的阵营不断扩大，可以悲观地认为，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冲突将会继续上升。尽管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贸易自由可以稳定衰退的经济，但历史也无数次证明“人们选择对其不利制度”的荒谬性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这是一个无法用理智规避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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