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些行业的过剩产能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一直是困扰国人的两大难题。对此，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许善达日前建言，与其坐等发达国家经济缓慢复苏，不如起而行之，仿效二战后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主动创造外需。

　　具体而言，就是从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拿出5000亿美元，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用以购买中国商品和劳务。如此既可拉动出口，又能消化当前国内过剩的产能。实在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的好事。
　　所谓“马歇尔计划”，是指1947年－1951年期间美国通过向欧洲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在帮助相关国家经济复兴的同时，也推动了美国商品出口。该计划甚至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神话之一”。许委员显然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不过，笔者想指出马歇尔计划“成功”背后的几个基本事实，而这些显然与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不符：
　　第一，马歇尔计划中88%属于赠款性质，换言之，美国基本上是送钱给战后一穷二白的欧洲国家买美国商品，美国不差钱，欧洲国家自然也是皆大欢喜；第二，在马歇尔计划期间，美国国内过剩产能的确暂时找到了出路，但遗憾的是，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自1950年起美国就不幸沦为逆差国了；第三，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时，是世界当之无愧的首富，工业产量雄踞世界总产量的56%，持有全球黄金储备的60%，而整个计划亦不过130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第四，许多研究指出，美国不计成本支持欧洲经济复苏，主要是着眼于与苏联争夺欧洲控制权的战略考虑，同时也是为巩固以“黄金－美元”双挂钩为特征的全球货币体系而对外输出美元。
　　不错，目前中国坐拥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许多人眼中这几乎成了一块可分而食之的唐僧肉。但我们最好要先搞清楚这2万亿美元是怎么来的——它首先当然是央行增发货币从出口企业和境外投资者手中买过来的；但这座辉煌的金字塔更是建立在国家出口退税、地方政府减免税费、廉价劳动力、被贱卖的资源等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是中国人节衣缩食换回来的。因此，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层面看，它都应当属于全民，对其管理和使用应当慎之又慎。
　　对于许委员的这项建议，恕笔者直言，其效果令人怀疑。一方面，它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多数已探明的矿山和油田已多半有主了；此外，某些欠发达国家政府信誉较低，即便有承诺也未必能兑现。事实上，自1970年代以来，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都陷入高外债的陷阱难以自拔，送钱上门自然没有不要的道理，但是何时归还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在外交层面基于两国传统友谊和人道主义给予适当援助倒还能理解，但如此庞大的“进口信贷”蕴含的风险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这一项目是以政府间双边贷款的形式提供，并且根据许委员的构想，主要是针对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显然，从中获益的就决不会是生产服装、鞋帽、家电、摩托车这类劳动密集型的日常消费品行业，而更可能是钢铁、水泥、重型机械等行业，而后者在国内生产的又往往是高耗能、高污染以及资源性产品。
　　也就是说，这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砸出去后，风险由全民承担，受益的却是特定行业和特定人群。在笔者看来，外汇储备管理的根本原则须求一个“稳”字，保值是首要目的，而不能将其作为替少数企业出口铺路的工具，去承担不必要的政治风险。
　　何况，如此雄心勃勃的政府贷款计划，还极有可能在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炒作之下，进一步强化中国的“新重商主义”、“新殖民主义”形象，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大业。
　　至于产能过剩，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通过市场优胜劣汰，该关的关，该倒的倒，自发实现市场出清，而不是以本国财富损失为代价，倾一国之力保驾护航送出去，为的是帮助某些落后企业继续苟延残喘。事实证明，这样即便能出去，也是行而不远的。
　　热炒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说到底，还是一部分人迷信外需的重要性永远无法替代。而这一次金融危机留给中国最大的精神遗产恰恰就是：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在全球性外部冲击面前过于脆弱，只有真正向内需转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中国这种超大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在“保增长”之外，反复强调“扩内需”和“调结构”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