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执政后的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在华盛顿举行，它向外界释放了一个鲜明的信息：美国从骨子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今天还是迫切希望和中国构成一个能够形成共识并影响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G2格局”；中国则更加关注如何在今后中美合作关系中保持真正意义上的双赢局面。
比如，美国不能只考虑挽救自己的经济尽快复苏，就可以大量“印钞”，牺牲中国作为债权国的利益。中国希望中美关系的发展要建立在利益分配公平的双赢的基础上，而不是美国主导、中国支持的那种被动的“G2”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感觉到，处在今天与美国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和政治实力不均的格局下，仅仅通过“G2”的框架很难实现中国所期待的双赢结果。于是，在这次战略对话中，中国会发出更多维护自己利益的声音，美国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寻找和中国利益一致的交合点，比如，新能源技术的合作。
那么，中国应如何去建立一个能够给中美带来双赢局面的合作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内功要“练”好。这需要我们的政府多学一点与企业和市场相关的创造利润的“战术”，我们的企业和机构则更要多学一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经济环境产生影响的宏观“战略”。否则，缺乏“大气”的中国企业和机构，无法意识到“无形资产”(财富创造的第一环节)在财富分配和风险转嫁中的威力。而决策部门若不充分了解“公平竞争”的重要性，也无法体会在全球化环境中靠企业自身打拼的艰难和“安于现状”的苦恼——在市场条件下，即使冲在第一线的国有企业也会有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而民营企业则在渴求“政策的扶持”，以抓住市场给他们带来的每一次机会。
不管怎样，今天，中国的增长模式和美国的增长模式若能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合作“对接”，必然会带来看似“不公平”的双赢结果。我并不认为这当中有什么“阴谋论”在起作用，这是增长模式不匹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这当中也不可能指望美国政府发挥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去补偿中国与美国合作中所出现的问题或损失。美日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合作虽然让日本迅速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但越来越严重的外汇占款所带来的金融资产泡沫问题，严重阻碍了日本由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所推动的国家发展，最终导致的泡沫崩溃、产业空洞化的格局让日本越来越不能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这次金融危机中日本也成为欧美经济衰弱的“陪葬品”。
其次，我们希望美国从行动上拿出减少双赤字的决心或者对债权国利益足够的“重视”。今天的美国还在进行军备扩充，还在用钱去扩张自己的利益圈子，这样，赤字减少的承诺就只是停留在美国政府救市行为减少这样的“水准”上，而不可能改变美国维护自己霸主地位所需要的赤字格局。
因之，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对话中除了应强调我们作为债权国对财富价值稳定的担心之外，还应要求美国能降低对中国在美投资和技术消费设置的门槛。因为，如果“赚”了钱居然不能随心所欲地“用”钱，那么，这种合作是不可能有双赢结果的。
第三，在中美发展的不同阶段，让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交换”，即我们消费，美国生产和储蓄，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没有市场基础的。美国的消费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美国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这样的社会结构，以及发达的金融体系等因素分不开的，而一旦这样发达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消费的增长基础就会出现暂时的“自然瓦解”状况。
今天，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人均平均收入还排在世界130多位，而且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外国人建议释放中国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消费能量，显得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说白了，扭转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靠经济增长模式“交换”的说法太显“书呆子气了”。即使增长模式要“转变”，也需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和为之奋斗的“时间”。
总之，中国政府在这次对话中应该做好两种预案：其中“保守”的战略是，最大限度争取美国保证中国作为债权国利益的各种制度和物质资源；“积极”战略就是争取在下一轮经济增长方式(比如新能源时代)中，改变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习惯的、被动的“加工贸易”地位。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这轮中美对话中强调技术共享，强调产业链价值形成的透明机制，强调在设计、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共同参加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后的财富定价权和分配权方面能保证“人民币”的适度参与。
当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今天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的合作和支持，以诚相待，争取双方在利益上最大的谋和，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要做好准备，应对没有实质效果的结局。比如，这轮对话中，如果美国反复纠缠老调重弹的问题(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等)，那么，中国政府除了在对话中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之外，更重要的是继续做好我们现在为了提高抗风险能力而进行着的结构调整工作。(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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