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来，随着一系列“绿芽”证据的出现，人们对全球经济复苏前景的预期转而乐观。受此情绪鼓舞，原油、金属等原材料价格开始持续上涨。于是又有观点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快于复苏进程，可能导致滞胀格局。
7月2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6月份全美就业报告显示，当月美国非农业部门就业岗位减少46.7万个，远高于前一个月的32.2万人，失业率从5月份的9.4%升至9.5%，达到26年来的最高点。此外，如果加上900万“非自愿性半职”半失业劳工，美国6月份失业率将高达16.5%。
消息一出，美国股市便迅速做出下跌反应；而由于市场避险偏好重新上升，美元指数反弹到80美元上方；在复苏预期弱化和美元汇率变化的推动下，国际油价也彻底结束了近一个月以来在70美元左右的摇摆，一直跌到62美元附近。因此，这或将有助于削弱今年下半年的通胀预期。
但笔者认为，就业报告不过是压垮市场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消费信心数据才是问题的关键。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美国人清醒意识到，就业市场形势不出现根本好转，是没有人敢于真正敞开消费的；而现在美国政府给他们发钱，绝不意味着持久性收入的增加，这些平白得来的意外之财今后将不得不以税收形式返还给政府——而这正是著名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所揭示的真谛。对此，从实际数据中也可得到印证：尽管5月份美国居民收入增加了1.4%，但同期消费仅仅增加了0.3%，剩余部分大多转化为储蓄形式。因此，美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可以说是衡量复苏前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甚至反映商业景气的ISM的非制造业指数在它面前都要相形失色。而要让消费信心指数回升，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大幅降低失业率，这个难度较大，因为现在普遍预计美国失业率上升势头可能要持续到明年上半年才能见顶回落；二是美国政府继续实行激进的财政政策。
7月7日，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拉·泰森已提出建议，美国应考虑出台第二份刺激方案，重点应放在基础设施项目。但第一个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一方面，中国、日本、俄罗斯和中东国家在购买美国国债问题上日趋谨慎；另一方面，正如路透社分析师所担心的那样，可能出现所谓的“债券义和团”（bond
vigilantes）现象，即债市投资者由于不满政府货币或财政政策推升通胀压力，于是罢买国债，迫使国债利率大幅上升，侵蚀政府融资能力。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基础设施项目？这涉及到各种财政政策工具的乘数效果比较。在奥巴马第一轮的7870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中，减税占33%，向医疗、教育和州财政转移支付比例为49%，而基础设施投资仅占18%。一些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减税或转移支付对GDP的拉动甚至不到1个美元，并且其效果要在两年内才能完全显现。而政府购买（投资）的见效则要快上许多，且1美元投入可以拉动1.57美元的GDP增长。
其他国家，如欧元区和日本今年第三季度还将继续挣扎于负增长之中。这些国家事实上也同样不无力推出新一轮的经济提振计划，特别是欧元区国家，受制于《稳定与增长公约》等财经纪律，通过大规模举债进行财政透支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由于去年第四季度全球经济已经严重滑坡，因此第四季度这些国家的名义增长率可能会看起来略有起色。
至于中国，考虑到去年下半年较低的基数和强大的财政资金后盾，应当不难完成“保八”的目标。但目前家电下"、发放消费券等刺激国内消费的做法很难说有可持续性。因此，即便是“保八”了，只要欧美日经济不全面复苏，今年下半年多数中国企业也只能勉强支撑而已。（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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