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携手应对危机，就必须相互合作并达成一定的默契。默契合作的结果必然是两国对各自的宏观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及动力进行全面整合调整，在此基础上达成新的全球分工和利益共享。而这种调整与磨合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决定了全球经济复苏不可能快速到来，非此即彼的“V形”复苏思维不符合经济复苏的基本要求和客观存在。
    目前，从全球形势看，尽管经济衰退的速度有所减缓，各国央行有理由暂时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然而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中国的数据都真实地表明，危机虽然暂时得到停歇，但整个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离复苏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走。

　　美国经济的三大问题

　　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所以先来看美国的情况。美国金融机构通过政府救助和改变会计准则，使金融机构的资产状况得到一定改善，通过提高股票、期货和汇率市场的活跃度，使华尔街得到了社会投资资金的支持，危机暂时得以缓解。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据报道，目前美国有10家大型银行，包括摩根大通、美国运通、高盛、美国合众银行等，要求提前偿还总计680亿美元的政府纾困贷款。美国的金融机构在危机尚未完全解除的条件下，为了避免政府控制和金融监管，不顾信贷市场危机未除的现实，而提前偿还政府救助资金的举动实在令人担忧。这种担忧主要表现在金融家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层面，以及金融市场解冻的技术层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提前偿还政府救助金很可能使政府的金融救助计划功亏一蒉，从而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最近从美国不断传来一些利好消息，比如消费信心有了恢复、经济下滑速度有所放缓等，但给人的感觉总是不踏实。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就业率靠什么来提升？消费恢复的动力是什么？对这三个基本面问题，有什么指标可以明确告诉世界，美国经济能很快复苏？
　　事实上，通用倒闭，尽管没有带来像雷曼那样的市场恐慌，但直接或间接对失业率造成影响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信用卡制度的改革与刺激美国消费是反向作用的，美国经济增长中70%靠消费，那么，消费信心高涨而手中没有钱，又靠什么实现消费增长？
　　第三，美国金融机构的危机目前暂时平息，但是靠什么平息的呢？是依赖业绩真实增长吗？不是，靠的是会计做账原则的改革，即账面数字游戏，而数字游戏是抗不住信贷市场的萎缩和金融市场的动荡的。一个没有金融信贷支持的实体经济能够脱离信贷资源萎缩而独立复苏，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至于欧洲的情况，鉴于篇幅原因不作具体分析，笔者想提供的是几组欧盟统计局(Eurostat)6月15日公布的数据：一是欧元区就业人数已连续三个季度下降，今年一季度又下降0.8%，较上年同期下降1.2%，创下1995年开始编制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二是4月份欧盟27个成员国的总体工业产值再度下滑，较3月份下降1.9%，较上年同期锐减21.6%。欧盟统计局称，这一降幅创下1990年1月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三是欧洲央行预计，欧元区经济的不断衰退，将弱化其紧张的银行体系；而金融行业的进一步走软，又将阻止欧元区经济在明年年中前实现增长，如此恶性循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恐怕还没有看到结束的曙光。

　　中国数据喜忧参半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日前发布的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有喜有忧，喜的是多项指标有了明显回暖，忧的是CPI、PPI同比仍呈双降，发电量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外贸出口也仍然低迷。结合目前的社会经济现实综合分析这些数据，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实体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周期，而且压力很大；而事物的另一方面是，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冲动动能强劲，滞胀特征——扩张性货币政策缺乏刺激经济的明显效果，而主要表现为资产价格上涨——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经济体内部。
　　在过去的时间里，国务院的多项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阻止了更严重的经济下滑，但是，边际效果在递减，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暴露无遗，后续项目和配套资金乏力使国务院刺激措施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在未来的出口、公共投资这两个引擎被限制以后，宏观经济发展需要结构性调整，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600405,股吧)。
　　目前，以房地产、技术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代工方式等简单低级的产业，在中国虽有维持和扩大的必要，但是这些行业终究难于承担起宏观经济动力的作用。显然，科技创新才是方向，而新能源和输送技术、铁路系统、空间和信息技术、海洋技术、大飞机、产业动力源革新、排放技术、生物技术等等，是未来新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看得见的产业动力。但这些都需要时间，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处于全球宏观经济链的两个极端位置。正是这种极端和两国的相互竞争助推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现在两国携手来应对危机，就必须相互合作并达成一定的默契。默契合作的结果必然是两国对各自的宏观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及动力进行全面整合调整，在此基础上达成新的全球分工和利益共享。而这种调整与磨合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决定了全球经济复苏不可能快速到来，非此即彼的“V”形复苏思维不符合经济复苏的基本要求和客观存在。

　　对经济复苏不宜过于乐观

　　最近，有不少人预测全球经济即将复苏，而中国将成为优先复苏的国家。老实说，笔者对这种乐观情绪不以为然，相反，倒是有点担忧：全社会富裕的流动性在实体经济通缩挤出效应下，最有可能涌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从而诱发虚拟经济泡沫，增大中国经济体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概率。
　　温故知新，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94年到1998年的亚洲经济周期。在日本，经过广场协议在金融上挑战美国失败以后，1987年日本经济开始陷入倒退，直到1993年才开始出现复苏迹象。1995年，桥本龙太郎看到1994年日本良好的经济恢复成型后，迫不及待地开始恢复提高税率，结果带来了1995年日本经济的再次衰退。此次衰退延续到1996年末才出现再次复苏的景象，但立马又遇上了1997年。
　　在中国，1989年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经济调整，到1992年开始复苏直至1994年，随后在1989-1994年周期的调整中，中国实施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从而推动中国出口贸易大发展，促进并维持了经济稳步增长直到1997年。
　　在东南亚地区，亚洲“四小龙”1994年开始失去优势，与日本一样，它们的出口优势被1994年崛起的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制造所替代。东南亚、日本当时的状况就像中国现在的情况，于是市场资金向房地产转移，泡沫化过程延续4年，房地产成为明星产业，并制造出一个个富翁神话和地楼价新高，结果终被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看穿其中破绽，人为地扮演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动了汇率和资本撤出的战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由此，当前最令人不安的状况是，中国经济逃避增长方式调整，而代之以简单的扩大公共投资和刺激房地产；社会资本在实体产业找不到出路和合理回报率的状况下，大规模向虚拟市场转移，从而带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大涨，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大涨将会使中国经济走进一个死胡同，并将中国经济体的软肋暴露于国际资本贪婪的攻击之下，系统性的矛盾必将带来新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金融系统成为全球资本的攻击目标。
　　综上所述，对于经济复苏，笔者认为还是保守点好，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况且，经济不是过家家，岂能说变就能变？而实体经济尚未复苏，资本市场却快速复苏，这使得笔者对形势的判断很难乐观起来。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