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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在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不同，中国正在通过加“杠杆化”的经济刺激政策，意图实现经济的复苏和结构调整。特别是5月27日国务院公布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方案，更是将这种在实体经济领域加“杠杆化”的政策应用到了极致。除了“两高”项目之外，大部分行业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下调了5～10个百分点，而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项目更是下调了15个百分点。
事实上，自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伊始，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实施的各项举措都可以视为加“杠杆化”的刺激政策。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央投资1.18万亿元，准备撬动地方政府及社会投资2.82万亿。从目前的“杠杆效应”看，不仅撬动民间资本的效果乏善可陈，就是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也不容乐观，有的甚至只有48%。这和4万亿刚刚提出时，地方政府爆出的总额高达18万亿元的投资蓝图，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4万亿投资计划，在“十大支柱产业振兴规划”中，中央也通过减税、投入技改资金等“杠杆”，撬动消费和投资。比如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09年中央以贷款贴息为主的方式，安排200亿元技术改造专项资金，而项目实施后预计可直接带动全社会投资4600亿元。再比如，中央实施的以增值税转型为标志的“结构性减税”计划，家电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等，无不都是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通过政府支出等的“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
政府的这种加“杠杆化”的刺激政策，本身的确值得赞许，无疑，这比政府全部直接投入对经济的带动力要大很多。特别是，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意味着民间投资的潜力极为巨大，政府通过加“杠杆化”的政策，一方面撬动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又能够避免对民间投资的挤压效应。因此，加“杠杆化”的政策在当下的语境中，其积极意义是多元的。
然而，实事求是地考察之前政策的实施效果，却并不如预想般乐观。第一，民间投资的意愿依旧不强，目前已经在建的4万亿的项目，基本上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二人转”，民间投资鲜有介入的冲动和意愿，在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资金配套不到位的情况下，4万亿的刺激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第二，居民的消费意愿依然不强，从前四个月对GDP的贡献看，投资依然居功至伟，消费虽然有所增长，但增幅明显低于同期；第三，货币政策虽然目前处于史无前例的宽松状态，一季度货币投放近5万亿元，但在企业去库存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这种“抢跑”让一部分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楼市空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第四，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结构性减税”有沦为政策“白条”的可能，税收机关在增收的压力下，可能冲抵减税政策的“杠杆效应”，进一步恶化企业的生存状况，延缓企业复苏的步伐；第五，关键改革进展迟缓，比如在垄断领域，民间投资进入的难度依然超乎想象，进一步削弱了政策“杠杆”的带动力；第六，民生工程的政策力度远远低于预期，4万亿投资名为“民生工程”，实为“铁公基”，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高达37.5%，资金规模1.5万亿元，而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投资只有1500亿元。
毫无疑问，实施以4万亿为龙头的加“杠杆化”的政策本身不仅非常必要，而且需要加大力度。笔者非常不认同那些刻意“矮化”甚至否定凯恩斯主义的论调，就人类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和治理而论，我们早已经超越了奥地利学派倡导的“无为而治”的阶段，那些认为政府在经济危机中什么都不要做的论调，不过是为早已为时代所抛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招魂而已。而且，就中国经济的禀赋而论，没有政府的加“杠杆化”政策，恐怕很难让经济体自身完成转型和调整。加“杠杆化”政策的效果不理想并非政策本身之错，错在确立了一个以GDP为导向，而不是以结构调整和民生为导向的终极目标。
而正是这种以GDP增长为终极导向的定位，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政策的实际效果。既然要保增长，则政府的公共投资必然成为当仁不让的“男一号”，政府投资不要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压已属万幸，遑论撬动作用；既然要保增长，中央和地方财政就不能大幅滑坡，通过减税杠杆挽救困境企业就不会有实际行动；既然要保增长，就不能让房地产等带动力很强的产业按照商业周期进行调整，支撑高房价就成了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既然要保增长，就会推迟打破垄断等关键领域改革的步伐；既然要保增长，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工程势必成了点缀和安慰性的举措。
笔者认为，在这种以保增长为终极目标的价值取向下，“杠杆”的实际带动效果至此，自是意料之中。单从带动力评价目前的政策，的确不能算成功。特别是，在财政增收困难、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这种加“杠杆化”将大大增加中国银行系统的风险。其实，如果分析一下目前各种政策“杠杆”的终极目标，比如，调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意味着银行将成为本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最大买单者，而在房价依然没有调整到位、房地产的调整周期延续的情况下，这必将进一步将房地产的风险叠加到金融系统。
由此，笔者建议调整以GDP为导向的政策取向，加“杠杆化”的政策不能仅仅限于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意义不大的GDP增长，而是应该立足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立足于就业、消费和民间投资的启动上，加“杠杆化”的政策应该是改革导向、民生导向和转型的导向。否则，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本来幸免于难的银行等金融系统可能成为“杠杆化”的牺牲品，导致金融风险。笔者建议：
一、涵养税源，坚持更大力度的结构性减税，给企业以喘息之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可以给予一年的减免税措施；
二、下猛药撬动民间投资，靠央企等可以拉动投资，但吸纳劳动力有限，而撬动民间投资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因此，必须将反垄断提高到国家基本政策的高度；
三、真正实施富民工程，通过收入分配的第三次改革，将沉淀的社会财富通过一定的途径回归民间；
四、下狠心解决社保等问题，10万亿的社保缺口一日不弥补，内需就很难真正启动；
五、下决心与过于依赖房地产的畸形产业结构诀别，一个靠房地产、垄断企业和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体长远来看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再表现出无奈，更不能讳疾忌医，不利用这次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机下决心优化产业结构，恐怕到将来更难摆脱房地产对经济和银行的“绑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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