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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大幅下滑的严峻形势下，扩大内需成为保增长的必然选择。内需包括国内消费与投资。从各地已出台的扩大内需措施看，不少地方仍然偏重于扩大投资、上新项目，而对调整结构、扩大消费着力不多。这种倾向蕴藏着较大风险。改变这种倾向，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认识。
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基石。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第一，二者互相依存、互为条件。投资与消费是密不可分的。消费创造出投资的动力和新的投资者，是投资的最终完成和最后检验，是投资的目的；投资则创造出消费的内容、方式和手段。所以，投资与消费必须互相协调，不能彼此脱节。一旦脱节，消费就难以实现，投资就会缺少目的性和最终检验，成为无效投资。第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短缺经济阶段，生产能力不足，商品供不应求，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方面。而在买方市场基本形成的情况下，生产能力过剩，商品供大于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方面。第三，二者互为增减关系。在出口已定的条件下，在国内需求结构中，消费的比重扩大了，投资的比重就要缩小；反之，投资的比重扩大了，消费的比重就要缩小。第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扩大投资、发展生产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当前，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必要更加关注民生问题。
总结历史经验，联系当前实际，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关键在于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结构，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我国投资率长期偏高，在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上升期中，投资率仍不断攀升。世界各国投资率平均是20%多一点，而我国2007年投资率达到42.1％，消费率降到49％。即使考虑到在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一般较高的因素，与国外同样发展阶段相比，我国投资率也明显偏高。如1960年—1997年，韩国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8.4%，泰国为30.6%，马来西亚为28.3%。与投资率过高相对应，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近年来一直在50%左右徘徊，而世界平均水平在78%上下，其中美国为86%左右、日本为73%左右。
投资与消费不协调，投资率长期偏高，而居民消费被压抑，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国内消费不了，就要到国际市场寻找出路，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不断攀升。一旦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就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这就是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必须努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改变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当前，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遏制经济下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是必要的，但必须防止各地区各部门层层加码，再走过去片面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加剧经济结构失衡，为经济长远发展埋下隐患。应注重调整投资结构，首先确保民生项目，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不能再上一般加工项目，特别是严防一些高消耗、高排放的项目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到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启动消费上，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经济增长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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