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P“保八”的口号下，中国政府密集出台各类经济刺激计划。几个月过去，各项经济指标似乎反映出这些措施正在起到良好作用。
　　然而，本轮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提出的挑战很可能超出人们的一般理解，所要求的转变也远比单纯的经济刺激措施更加根本。
 
  　正循环的威力

　　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奇迹，建立于三个正循环之上：出口、城市化、投资与储蓄。

　　出口循环：

　　人民币在1994年的一次性贬值，增强了中国无远弗届的低成本优势，令中国出口打遍天下无敌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贸易大门从此彻底打开。出口的超常规增长带动沿海工业呈现产业升级换代的巨大浪潮，从东莞到威海的工厂彻夜轰鸣，生产线不断被输入与淘汰。与此相伴，中国劳动生产率大幅增长。这反过来凸显与加强了人民币的低估地位。由此，人民币低估与出口增长之间形成正反馈循环。这一循环支持中国出口在2002年至2008年间从2500亿美元增长到24000亿美元。

　　城市化循环：

　　出口增长与产业升级换代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农业人口以人类历史上未曾一睹的规模与速度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这直接导致了极其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每一个一段时间不曾访问中国的人都会在再次来访时惊叹中国城市扩张的速度与规模。城市化支撑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及城市基本建设，并进而为重工业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的税收能力与水平跟城市化速度紧密挂钩。庞大而快速的城市化令中国政府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增加。
　　于此同时，中国政府人为地压低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尤其是能源与土地价格，进一步刺激了重工业化的发展。加之中国各级政府对GDP的强烈追逐，以扩大基建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迭次强化了城市化浪潮。

　　投资与储蓄循环

　　政府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讲，对应着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倾斜。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的商业机会与对政府资源的距离成反比。政府对财富以及财富机会的垄断构成中国贫富不均最重要的动力与原因，与民间收入的相对缩水一道，直接造成中国消费需求不足。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61%降低到2008年的不足4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这样的比例低到怪异的程度。例如，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70%左右。

　　消费不足及其对应的储蓄过剩，在支持中国的投资狂潮的同时，经由城市化-工业化-政府收入的逻辑链条，反过来造就进一步的消费不足。由此，形成储蓄与投资的自我放大的正反馈循环。更多的投资早就更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造就更强大的政府财力与对民间财富的剥夺，进而引致更大程度的消费不足，然后形成另一轮的投资狂潮。
　　正是以上三类相互紧密联系的正反馈循环，构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和内在逻辑，催生中国经济超常规增长。

　　全球经济失衡

　　如果外部经济环境不发生逆转，似乎中国可以一直按照上述逻辑增长下去。
　　但实际上，以上的增长路径注定无法维持。
　　消费占GDP的比例降到这样的水平，其本质，是多余生产能力的累积一直没有引发自我调整。如果中国是一个封闭经济体，上述规模的过度投资早会因为最终消费的缺乏而崩溃。前苏联经济史在这方面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而中国的幸运在于，出口的超常增长一直在容纳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堆积。
　　与此对应的，是美国贸易逆差以极其巨大的规模在扩张。后者，又与美国金融业泡沫相生相伴。其结果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过剩消费、过多负债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过多生产、过剩投资相互依赖、相互支持。
　　这一经济逻辑一直延续到2008年夏天。随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泡沫的崩溃，以上经济逻辑也走到自己的终点。
　　本质上，每次快速工业化都会造就泡沫。这一次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借用国际循环的方式，发展中国家得以依靠外部市场实现本国弱小内需无法支撑的工业化速度与规模，而发达国家得以依靠外部融资支撑能力范围之外的消费。
　　本轮经济盛宴结束的原因也与历次工业化之后的经济危机没有区别：金融泡沫的崩溃导致过剩生产能力凸显，导致去杠杆化与库存清理，导致投资萎缩与多余生产能力消解。

　　找寻新增长路径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金融泡沫崩溃的剧目。这以美国为主要舞台。下一个剧目，自然地，是全球范围内的库存清理与多余生产能力消解。
　　不幸的，这一出剧目的舞台中心，很可能是中国。
　　经过近10年代高速扩张之后，中国出口相对于各个进口市场而言已经变得过分巨大，注定不可能再按照25%的速度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现在，这一点尤其明显。
　　外需的缺乏意味着中国的过剩能力严重过剩。
　　而目前中国政府以扩大政府支出、扩大基建投资以及扩大信贷投放为主要特点的救市政策，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前进。
　　因为这些政策过分着眼于在短期内刺激GDP，而缺乏对中国增长逻辑的深入反省与宏观层面的大格局决策。它们在短期内或能促成各项经济指标的暂时稳定，长期而言，它们将加剧生产能力的过剩状况，在延后到来的调整之中，将使情况更加恶劣。这有点儿类似饮鸩止渴。
　　例如，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有甚高的机会挤占民间投资。没有最终消费作为支撑，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不言而喻。数年之后，这些项目投资将演变成中国银行业天文数字的呆滞帐。
　　正确的路径，是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求民间经济替代政府开支与基建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达此目的，小打小闹不足以成事。必须考虑：
　　第一，维持人民币的稳定，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尽可能稳定与扩大出口。
　　第二，降低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与使用。应该考虑降低税收、削减政府规模，放弃或者缩小政府投资计划，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与对弱势阶层的转移支付，重新定义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分配，同时置地方政府于更加严格的、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之下。
　　第三，有序开放民间金融。
　　第四，改革房地产市场以及农村土地制度。
　　值此百年一遇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需要的，是二次改革。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改革对民间经济活力的释放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现在，是时候进行第二次改革了，让民间经济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