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报道令人印象深刻，讲述的是一群远赴海外打工的穷国劳工，他们付出了不菲的代价非法到达欧洲，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挣钱与特赦”两大目标还远未完成的时候，他们就不幸被金融危机波及，黯然被遣送回国。

　　就个案来讲的确是不幸的事件，但报道中的“黑工”这一群体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着评判的落差。打击“非法移民”工作的确存在因社会压力而出现执法力度变化的可能，但若仅仅从“保护主义”的角度批评这种驱逐劳工行为是很肤浅的。
　　另一个相关的例子，一个从事劳务输出经纪工作的朋友却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去年到现在，他已经在家赋闲很久，一直无法凑足足够的人赴外国打工。对于金融危机，在他的理解里无非是所在国提高劳务输入的门槛。
　　但是现在的情况令他措手不及，当国内的意向出国者听闻涨价的消息之后大多显示出犹豫不决的表情。时间过去半年之久，他的１５人的团队还未成型，对方国家的各种关节早已打通，挡在他前面的却是国内意向出国者的不足。这个趋势他其实早已有所察觉，近几年来经纪费用的不断下调显示着外出打工的吸引力正在渐渐下降。
　　对于打工者来说，这并非不可理解，出国打工所挣得的收入除去出国经纪费用和所在国的税收并非能够比国内高出许多。以那位经纪朋友常来常往的国家为例，一个普通劳工从事正常工作所能获得的月薪合人民币每月５０００元左右，而每年需要缴纳的针对外国劳工的特别人头税就高达人民币７６００元。除去日常生活之用，并不比国内能够挣得更多，还要负担不菲的出国经纪费用。金融危机下渐渐强烈的民族情绪无疑促使了异乡的中国劳工主动回国。
　　与我们传统理解的保护主义所致不同，劳工回流并非完全是因为当地的保护主义政策。按照人口学中“边缘—核心”理论分析框架，人口存在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迁移的趋势，推动这一进程的便是国家之间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
　　曾经的中国可能是边缘国家的代表，出国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还有着莫名的吸引力，但现在这一趋势正在改变。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海归回国，他们并不是抱着“放弃国外高薪工作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国内优厚的条件在吸引着他们的同时，对来自中国之外的国际人才同样充满魅力。
　　我们这样规模的国家从“边缘到核心”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而这种劳动力的回流同样没有先例可循。一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就是战后经济复苏的日本，大量在各个时期从日本迁入拉美国家的移民在一个时段大规模的回国，原因正是经济地位的变化。
　　我们并不否认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的确使得大量中国赴外劳工失去工作被迫回国，但同样不可否认出国务工正在从一个追求理想生活的行为，变为一件日渐平庸的工作抉择。可以预见，出国经纪费用和偷渡行为必将同比例下降，而中国也将从一个劳务输出国变为一个劳务输入国家。同理，现在的劳工回国潮，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因素和理性选择作用，而不是保护主义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