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G20峰会临近,各国政府和领导人纷纷提出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的方案、观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7日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称（英文原文）,中国愿意为扩充IMF资金库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据3月30日《第一财经日报》）。

　　细细区分全球大讨论的各类声音就可以发现,穷国与富国的声音已经体现出差异。最广泛也最直接的是,发展中国家所提建议往往直指危机成因,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解决美元霸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及重构世界经济秩序等核心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则避实就虚,坚称中心国家货币、经济仍然强劲,认为探讨在流动性恢复之后如何强化国际监管才是当务之急。
　　笔者以为,具体到如何解决现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似乎并不适用我国“取法乎上得乎中”的古训。原理上,一再提高要求更适于自我激励,而不适合合作博弈范畴。
　　实际上,相比于彻底革新国际金融体系,贸易、投资领域的变革要求更宜优先于金融领域。
　　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和漏洞虽历经多次修补,存在矛盾、爆发问题有必然性,但颠覆现行体系的成本可能过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构成国际金融体系的实体化模块,组织架构形成和控制权流变具有历史背景逻辑,“突变”难度远大于渐变;另一方面,西方世界支持国际金融组织的力度仍强、后劲仍在,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危机以来,参与国际组织筹资活动力度明显强化。因此,从务实角度看,危机确实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机遇。但大力度参与的机会可能稍纵即逝。支持、介入、参与这些组织的方式可以探讨,但唯有深入才谈得上施加影响。
　　其次,世界经济旧秩序与其说是一种生产、分工的链条次序,不如说是一套根据比较优势搭建的制度体系或曰秩序。这其中,金融仅仅是秩序中的一部分,而绝非全部。退一步看,即使西方世界的金融体系面临暂时困难,但实体经济的生产技术仍有优势,研发、生产的效率仍显著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同时,这种领先优势并非依靠虚拟经济领域的周期波动、泡沫破碎可以缩小。因此,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与其说是全面危机不如说是此前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矛盾的新现象。
　　因此,从上述两点出发,利用、善用危机机遇,应首重务实。提升中国的国家实力、影响力,不能只期待国际金融领域的变革。
　　现时,呼吁发达国家降低贸易壁垒、开放投资领域,在节能、环保等领域对其他国家输出关键技术等,以充分汲取西方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精粹,或许会更有利于提升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
　　此外,我国当前还更需要留意主要西方国家滥发货币对国际资源价格、商品价格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在重视西方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发展中、资源富集国家和区域更坚定地负起大国责任。例如,可以通过在周边、在更广范围推广双边货币安排、推动开发融资交易等方式,推进对关键、核心、战略性资源的控制力和潜在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