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旱灾让我们反思水利与农业政策
    2009-02-12    徐开彬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最近,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等主产区小麦受旱1.60亿亩,其中严重受旱6753万亩,有632万亩出现点片死苗现象。另外,有约400万人、200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大旱虽有天灾的原因,但也揭示了近三十年来农村水利建设与“分田单干”政策的不足。

    对比两组数据,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49~1978年,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同时,修建各类水库8.6万多座。在1978~2008年,农田灌溉面积从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只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同期只建设各类水库800多座(主要用于发电)。毫无疑问,最近30年来,我们在水利建设上疏忽大意了。
    更致命的是,原来建好的灌溉系统和水库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失去管理而出现严重荒废,导致灌溉能力大大减弱,没能充分发挥其涝季蓄水、旱季供水的功能。现在笔者每次回农村老家,看到周围的河流和水塘积满淤泥,河道变浅变窄变成死水沟,有的甚至完全干涸,便怀念以前清澈的可以饮用的河水、又深又宽还曾游泳过的河道和河塘。每每此时,笔者不禁要问,改革都三十来年了,可农村怎么出现了如此倒退?
    笔者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的河水由于经常由村集体组织清除淤泥,河水也经常得以通过抽水设备、灌溉系统从长江支流获取新鲜水,水质一直很好,也是村民饮水的来源。但自“分田单干”以后,由于村集体名存实亡,单户农民无力进行这类活动,导致各村河流、水塘积满淤泥。笔者老家湖北农村作为鱼米之乡、多江多水的江汉平原都变成这样,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现状,更令人忧虑。
    现在的大旱,也让我们客观认识到1960~1978年水利建设上所取得的重大成绩,重新认识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倡的“水利是农业根本”的正确性。学术界已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那就是,1965~1978年为我国水利建设的高峰,这些水利设施是确保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粮食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而自1980年后水利建设被忽视,主要是因为在清理“文革”问题时,由于水利建设高峰刚好与“文革”时间一致,所以被简单地作为“文革”附属物被否定了(见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徐海亮,2000年,《“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其结果,就是导致80年代中期以后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粮食产量也在达到高峰后开始走下坡路。
    此次旱灾,说明三十年来我们把前人留下的老本荒废了不少,也把老本快吃完了。旱灾最终也会过去,但是,旱灾之后,我们还是该好好反省,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认真对待作为农业根本的水利建设。
    虽然中央决定投入4亿元解决目前的旱灾问题,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国家财政对水利基础设施大幅度增加投入。这就如同修建铁路、机场、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一样,因为它事关13亿人民的粮食安全问题。
    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逐步修复部分早期的水库,恢复其夏(涝)季蓄水、冬(旱)季供水的功能。同时,以乡镇为单位按年度进行财政补贴,用于以村和小组为单位组织农民重新恢复灌溉渠,每年冬季清除各村河道、灌溉渠、水塘的淤泥,加宽加深河道,并用于以村和小组为单位购买抽水机等农机设备。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集体一贯的做法,很有效。这样既便于清理河床和改善水质,让河流和水塘加深、多蓄水、蓄新鲜净水,取出的淤泥也可以放到农田肥田,改善农田的土质。这将不仅解决灌溉问题,也能改善农村饮用水质不断恶化的问题、改善水质。
    凡是家在农村的人都已经意识到,水的问题,已经到了快崩溃的边缘。作为农民的儿子,我不得不大声呐喊:留给农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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