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新秩序喊了多年，2009年是一个深入推进的最佳时机。或许是金融海啸“教育”了各国领导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正成为共识。

　　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怒了。就在奥巴马政府提出的8000亿美元刺激经济方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白宫还打算再提出数千亿美元的配套来拯救银行业的时候，爆出了令其尴尬的消息：华尔街金融机构去年底竟然把政府提供的拯救基金，当作年终分红分发给职员，总额多达184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金融业鼎盛期的水平。奥巴马火冒三丈，1月29日公开抨击华尔街金融高管“无耻”，并要求它们“拿出一点节制，拿出一点自律，拿出一点责任感”。副总统拜登说得更狠：“任何有感觉的人都会感到生气，我很想把这些人扔进禁闭室。”
　　全球化时代，我们已深刻体认到：华尔街的贪婪不只是华尔街人的事情，甚至不只是美国人的事情，它很可能会影响到世界每一个与其相关联的角落。再乐观的人也会明白：指望言辞上的谴责就能迫使贪婪成性的华尔街突然间懂得自律与节制，未免有些一厢情愿。重要的命题是：既然奥巴马总统已经认识到美国金融机构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节制、缺乏自律、缺乏责任感，那么怎样通过金融模式的调整与改革，以合格的监管体制推动其产生道德？没有这个根本，光是大把大把往金融机构砸钱，很可能陷入无底洞，最终把奥巴马政府自己也陷进泥潭。
　　几乎就在同时，奥巴马应该也听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总理的批评声音。1月28日达沃斯经济论坛开幕当天，中国总理温家宝和俄罗斯总理普京不约而同地对美国经济模式予以尖锐批评，被解读为“中俄领导人共同给美国上了一堂经济课”。温家宝不点名地批评美国金融机构缺乏自律，盲目追求利润；政府对金融行业监管失败，导致金融衍生品泛滥成灾。普京也直截了当地批评说，美国现有的金融体制已经失败；由于监管体制建立在不健全的条例之上，所以无法发现问题，结果使金融危机更加深重。
　　或许是金融海啸“教育”了各国领导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正成为共识。温家宝总理早在莫斯科出席中俄经济高峰论坛时就建议，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特别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监管。英国首相布朗1月30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应结束全球金融监管机制缺位的局面，制定预防危机发生的措施，而不只是在危机发生后才寻求解决办法。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更直接提议：国际社会应制定一个全球经济秩序“宪章”，并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那样，在这次金融危机后成立一个“联合国经济理事会”。
　　各国对于共同“看管好”世界金融巨头们表现出了很大兴趣，但作为重要当事人的美国，似乎对这种国际性金融监管缺乏必要的兴致。尽管《纽约时报》引述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将面临大调整，但尚没有看到鲜明的具体措施。给人的总体感觉是：美国只想聚焦于目前的危机，找出解决的办法，而并不愿意对金融体系进行根本的改变。正因如此，近日有新加坡媒体发表社论认为，美国至今为止的表现，依然是不愿承认自己的经济模式有严重缺陷，给人以讳病忌医的印象。
　　这种热情与冷淡的落差，令国际性金融监管怎样才能进入实施轨道，被无情地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国际金融新秩序喊了多年，2009年是一个深入推进的最佳时机。实事求是地讲，另立摊子成立单独的国际监管机构有很多困难，作为现有国际金融市场体制最大受益者的美国也必然会充满抵制，最大的可能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国际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加强其对国际金融的监管和监督，并制定全球通行的金融监管标准。独立的国际组织似乎很紧迫，但更核心的内容是：要改变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主导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这种利益格局，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参加这种新国际金融秩序建立的对话和谈判，一起来制定国际金融市场新秩序的游戏规则。借机形成一个相对“温和”的新国际金融体系，也是国际局势从“一超”转向“多极”的客观需求。
　　将于4月份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被寄予了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和金融监管的厚望。而在此之前，各国除了守好自己的摊，加强自身安全防范与金融监管之外，最重要的是调试心理———在有妥协也必会有所得中接受一场国际金融秩序的必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