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临近,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处理倒闭的华尔街大投行雷曼迷你债产品投诉的金融官员,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根据新近一份统计报告,2008年下半年以来,个人投资者针对包含了大量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衍生品的雷曼迷你债,投诉激增,达到了近2万宗,而其中与产品代销银行达成和解的才数百宗。大部分备受挫折的香港普通投资者仍在设法通过投诉和诉讼,希望至少能挽回部分损失。
　　其实,相较那些卷入了更为凶险的累进期权（ACCUMULATOR）产品投资的富豪,迷你债投资者还算是幸运的:累进期权这个本质上近乎“金融传销”的产品,已经击倒了众多包括香港影视明星、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在港上市内地企业富豪等在内的一批高端客户——危机爆发后,这些原先受惑于高盛、美林等公司形象良好私人理财顾问的富人们,后悔药都没得吃。根据香港相对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如果理财合约不触犯法律,具体条款即便事后看来多么不合理,也仍受保护。
　　难怪不少业内人士惊呼:金融海啸,客观上起到了大大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类似情况,在内地市场也多少发生了:2007年以来的股市大缩水过程中,有多少场财富盛宴一时化为尘土？某种程度上,这样剧烈的财富变迁过程,甚至在改变不少喧嚣一时的内地富豪的命运,如最近爆发的“中国首富”黄光裕案。
　　然而我们不能将上述各个市场发生的财富“悲剧”汇总起来,当做“仇富”心理暗流的新佐证。如果我们足够有心,细细倾听冰冻天气下仍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华盛顿,聆听新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演讲的数百万美国民众的呼声;倾听香港金融管理局门口雷曼债投资者的抗议;倾听背负行囊和失业压力,踏上回家过年之路的内地农民工仍然在内心保持的希望……
　　所有这些或强烈或微弱的声音,都已经汇聚成一股新的潮流:在金融海啸过后的废墟上,民众正在期盼那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将强烈的危机感迅速转化为果敢坚毅的革新,来构建更为公平和更富有责任感的社会体系。
　　这个体系,可以是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开宗名义点出的“一个全新责任年代”,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富有生机的信任”;可以是包括韩国、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等在内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刀阔斧改组的行动;更应是中国政府为应对经济下滑,而全面推进的公平化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着力构建基于全民保障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构建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以及为纾解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压力而推出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
　　重读西方和中国的历史书,不难发现,基于一个个哪怕最微小的梦想,每个个体拼尽全力去发现,去追逐,去创造,最终都能成为一个伟大社会和伟大民族重新出发的丰富源泉——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个朴素而隽永的道理。
　　如今,当中美两个大国,都在为新的增长动力而挣扎求索,当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都在为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付出代价,当这两个国家的底层民众,都在为延续或者再造一个个踏实快乐的家庭而重新奋斗,那些迷失于资产大泡沫或者利益集团争斗的精英人士们,应当从现在开始清醒了:打碎拖延和侥幸,打碎政治的或者利益的分割,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为构建一个更为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重新开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