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昨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下，双方围绕“奠定长久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基石”的主题，就管理宏观经济风险和促进经济平衡增长的战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对三大问题的分歧点上，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此次应对危机的姿态和其他当年发生危机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不是被动地从国内市场上去寻找问题，谋求变革，以此提高自己今后抵御风险的应对能力；而是主动向危机的发源地而目前依然控制货币主导权的美国，提出我们的质疑和谋求其变革的呼声。这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可以看出：
　　众所周知，人民币汇率改革、金融市场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中美战略对话的焦点，这次更是不例外，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对其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布什政府又十分希望借助此次的中美战略对话机会，能够在以上的议题对话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美国社会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按照以往的惯例，中方在战略对话前后，都会在某些方面做出较大的配合性变革。比如，加快人民币增值的步伐，提高QFII投资的额度等。但是，这次却完全不同，根据危机的特征和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需求，我们却做了主动性的灵活调整。
　　首先，人民币汇率加大了与美元的脱钩程度。因为美元在这轮“现金为王”的流动性恐慌中被异常地“托”起来，人民币如果再继续跟着不符合基本面的美元走势一起攀升下去，就会严重影响到中国政府刺激内需的政策效果，就会让目前还不具备世界货币的人民币汇率过多地去承担美国次贷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在目前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的汇率改革方向就不能和前一阶段那样为缓和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所造成的人民币汇率增值压力再做出加速升值的运作。
　　其次，维护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前提条件，是美国政府对当前流动性危机“负责任”的处理姿态和处理效果。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尽快控制美国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那么，尽管中国政府的巨大外汇存量目前无法在美国市场上进行有效的优化处理，但是，中国政府今后还是会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一起去加强合作或不断去创造有活力和稳健的多元化货币体系，会不断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主权及进货中资投资机构开放平等的投资渠道。这种“脱美元化”的市场行为一旦在中国市场上被扩大或广泛的认可并被使用，那么，美元帝国的脆弱性就会日益显现，直到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货币体系取而代之为止。这也是美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结局。
　　第三，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做法带来了很多反面的教训。尤其是这轮危机中，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因为金融开放度过高，而在外资“套现”大撤离的浪潮中出现了股市和汇市大崩盘的局面。因此，跨国的监管体系和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应对的合作机制，如果不尽快健全起来，单纯要求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开放金融体系，那么，就很明显的暴露出美国“功利性”的全球战略——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是不可能赢得对方国家的认可和配合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迅速、强劲、务实和求真的决策作风，得到了美国方面的认可和高度赞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配合，来改善民生；二是中国政府给支撑市场活力的企业家们松绑解压；三是中国政府正在为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阴影创造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让美国公民看到了我们和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应对危机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也大大加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支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