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后，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讨论不绝于耳。对此，有不具名的“权威人士”近日表示，从效果上来讲，提高起征点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有限；从程序上来讲，短期内调整也不现实。而此前，22日的《中国日报》引述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的话称，全国人大已就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达成共识，个税起征点应有较大幅度的调高，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数字。其个人观点是，不论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还是8000元，都可以，“关键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最好这个月就做。”
　　有人认为，中国大部分纳税人收入很低，提高起征点对拉动内需意义不大，而且如果起征点过高，将无法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这是一种孤立看问题的思路，顾此失彼。如果用普遍联系的视角看问题，会发现提高个税起征点意义不是一般重大，而是“非常重大”。
　　培育和发展内需，不仅是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时之策，而且是中国经济全面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而所谓内需，不外乎人的衣食住行、文化和娱乐。衣和食其实占国民消费和整体国民生产的比例非常有限，绝大部分就归到了住(房子、装修、家电、家具、艺术装饰等都是住的外延)和行(道路、交通工具等)了。因此，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汽车和住房消费是中国内需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
　　但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救楼市政策，包括降低首付、降低税收、提高房贷优惠比例等，但效果并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高房价尤其是大城市动辄一二百万元的高房价面前，沉重的月供负担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如果此时能够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事实上相当于在经济降温的情况下，将大部分城市白领工资逆势提高10%以上。这样的减税幅度，对个人消费影响巨大，但对政府税收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个税总额不到税收总额的7%，而且楼市兴旺，政府税收可以这边损失那边补。
　　从全国范围看，虽然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影响的人群不会太多，但它影响的却是大城市最有消费能力的广大城市白领和中产阶层，对大城市的住房和汽车消费意义重大。而中国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千年未有的快速城市化尤其是高密度大城市化进程中，这样的影响必然通过梯度传递效应向下、向外、向中小城市乃至乡村传递——大城市的发展将不断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就像阳光和雨水充足的热带雨林，各种大大小小的物种繁茂地生长其间。
　　如果说住房和汽车是中国内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物质意义上的引擎，那么大城市则是它空间意义上的引擎，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作用。当今世界，大城市圈已成为21世纪全球竞争的基本单位，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出现了明显的人口和经济起初向四大城市圈集中、现在又进一步在向东京一极集中而很多中小城市则严重衰退的趋势。中国这样一个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由发展落差导致的人口和经济集中效应将会越来越明显。因此，抓住了物质和空间意义上的几大引擎，也就抓住了发展内需和整个经济的牛鼻子。
　　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公正。须知，同样供一套百平米住房，中西部或中小城市2000元月收入者已是“富人”，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白领，月收入8000元还是“房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