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将对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投资来刺激内需、刺激增长，显然是不够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必须将投资与消费紧密结合起来，以投资促进消费、以消费拉动投资，才能真正达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目的。

    据报道，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起草。发改委有关人士称，方案涉及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数个领域。（11月23日《广州日报》）

    这就意味着，在实施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同时，刺激消费的一揽子计划也将同步实施。未来几年，投资与消费将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刺激消费，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促进增长中的作用呢？笔者认为，应把收入结构调整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首先，要建立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保障机制。十几年前，有机构分析，我国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是“四六结构”，即6成“穷人”占有社会财富的40%，4成“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60%。但是，现在已发展成“二八结构”，即8成中低收入人群只占有社会财富的20%，2成高收入人群却占有社会财富的80%。社会财富向少部分人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社会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即便是在同一行业、同一单位，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也十分明显。所以，在研究刺激消费的方案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的问题，把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作为方案的首要目标，利用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提上去。在此基础上，建立保证中低收入者收入稳定增长的保障机制。
    第二，要建立高收入者的收入约束机制。在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缓慢，在社会财富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的同时，这几年，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却象脱了缰的野马一样，飞速上涨。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垄断企业，高管收入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几千万元，而普通职工仅仅只有高管们收入的几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几千分之一。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对社会的稳定基础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所以，在研究刺激消费的方案时，能否把约束高收入人群收入无节制上涨也作为工作的重点，研究出台限制高收入者收入无限上涨的“收入约束机制”，特别是对金融等垄断行业、半垄断行业，高管的收入不能超过普通职工收入的10倍，以此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第三，要建立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的鼓励机制。我们说，国家出台的提高社会工资的政策，能否得到真正落实，关键要看企业能否认真实施。如果政策是一套，执行是另一套，那么，出台政策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所以，在出台提高社会工资政策的同时，还要认真研究鼓励企业增加职工收入的政策措施。如对收入水平超过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非垄断性企业予以税收优惠、对在某一年度内职工收入增长水平超过一定比例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政策奖励等。只有将企业提高职工收入的内在动力激发出来，职工收入增长才有保障。
    第四，要建立鼓励消费的推动机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高收入人群消费欲望基本饱和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来说，虽具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但却有强大的消费顾虑，看病、买房、读书、养老等，都是他们不敢大胆消费的后顾之忧。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居民储蓄水平一直很高。所以，要想刺激消费，就必须消除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顾虑，把他们的消费热情调动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高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平，在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开发、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入等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只有整个社会的收入结构得到了改善，社会贫富差距缩小，社会消费才能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