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新办新闻发布会透露，2010年年底中央拉动内需投资安排将达1.18万亿元，而新增的1000亿将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房、农村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承诺。其实，面对此轮国内外经济下滑，上周中央公布的4万亿元投资也好，广东公布的2.3万亿元投资也罢，均已呈现出一个明显共性：着重于投资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可谓是“扩需投资，民生优先”。这样的立足点，一方面当然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化，另一方面亦是当前形势下有效扩大内需之务实选择。
　　此轮（包括1998年那轮）在国内发动的扩需投资热浪，多少借鉴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做法，而溯之鼻祖，又得算到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头上。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在经济萧条周期，政府为了增加就业、扩大需求，甚至可以雇一批人挖沟，再雇另一批人填沟。今天人类对经济活动的调控技巧已更为成熟，此种浪费巨大的“经典”扩需方式显然不合时宜。以政府投资来扩大需求的举措，一方面固然应考虑特事特办，力争见效快、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大，但另一方面也应尽量减少“拉动成本”。
　　我们知道，从根源上看，政府所有的钱都是来自公众，基于我国一直以来财政和税收增收幅度大大超过工资增幅的事实，以相对压缩公众福利方式聚集的财政收入，可以视为全体公民为此轮金融危机所作的预先“储蓄”。与此同时，财政部官员前天表态：为重启积极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将“扩大赤字、发行国债”。今天的公债，就是明天的税收。因此，不管是此前取之于民，还是将来取之于民，扩需所投资金，都应最大限度地用之于民。
　　事实上，“用之于民”，恰恰是政府投资能迅速形成有效需求的根本要求。外需萎缩，内需如何提振？第一，当然要让国民手头有钱；第二，更要降低国民生存和发展成本。此次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民生工程”，对上述两点均形成呼应——一方面，据测算，每增加1亿元铁路投资就能提供6000个就业岗位，新增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解决的就是“让国民手头有钱”的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教育、医疗和住房已成“民生新三座大山”，此次投资安排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医疗事业建设和农村民生工程等等，解决的正是“降低国民生存和发展成本”的问题。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长期有效地刺激内需、吸引消费，首先必须让利于民、返利于民。这不仅应成为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更应成为中长期的宏观经济理念。
　　当然，“投资民生”不仅表现为上述改善公共服务的有形的工程，亦包括无形的“工程”——最近，中央有关部门陆续表示：将减税3000亿元，将取消百余项不合理的行政收费，正在研究提高个税起征点问题等等。这些主动让利的举动，也是对“民生”的“投资”，而其巨大收益则是，有望带来国内消费力的持续涌动、经济活力的长久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