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刚公布的十项促进经济增长措施，较之此前内外部的各方面或明或暗的猜测，无论在力度、内容、针对性等各个方面，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以投资促内需也仍是主线。

    十项政策举措的新意颇多

    有必要提及的是，这十项举措所覆盖的领域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与仔细权衡。经过排列组合之后，大体上可划分为民生（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教育发展）、基建（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和机场）、环保（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水处理）、灾后重建等四大领域，确实涵盖了当前国内各阶层民众所关注的诸多焦点。而上述领域也正属于传统上欠账多、包袱重、麻烦也多的“硬骨头”集合。
    从这个角度看，短期内、大力度的资金集中投入，将很可能有助于快速软化问题症结，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一揽子”解决部分历史积欠的问题，两级政府所统筹的资金用途适度聚焦，也会更好地保障有关投资资金用度的基本效率。
    此外，近期政策的差别化特征仍然鲜明。既有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又有针对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工作的重点区域投资计划。通过体现区域差别、主体差别，更明确了对资金流向的指导方向，避免了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问题，更便于各类市场主体各取所需、各展所长。
    就此而言，倘若各省区市和各有关部门能够再对差别化宏观政策在中观层面适度加以细化，则将更有利于微观主体体认各自角色地位并更有信心地投入资本。

    面临的困难不宜低估

    需要提醒的是，各方似乎对有关政策的内容和特点关注相当有限，多数只是对字面上“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执行方针更感兴趣。尤其是“快”和“重”的提法，更是在证券市场直接引发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
    需要提醒的是，从目前的经济危局出发，实在还不到再次集体狂欢的时候，对相关政策的短期效力抱有过高期待并不合适。
    首先，外围经济减速仍然明显。美国10月份失业率已升至6.5%，创14年来新高。同时，其他OECD国家也一致调低了对经济增速的预期……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放缓。这暗示，下阶段依赖外需的新兴经济体要承受更长时间的衰退困扰。
    其次，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也超出预期。10月CPI（消费物价指数）已经连续9个月下滑，至4%，同期，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下降6.6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7.4个百分点，均创三年来新低，说明宏观经济在内外部都面临着供过于求的窘境。更麻烦的是，上个月居民储蓄存款竟突增21.1%，创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综合各方面要素来看，中国当前经济环境较十年前更加严峻。从此出发再来评估即期的投资计划———“今年四季度先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约4000亿元”，已难言力道充足，更遑论这些资金还要被分散到各个领域之中。

    下阶段政策宜积极与各类型资本互动

    显然，要扭转群体信心、保障政策效果，关键问题即在于尽快落实“2010年底前4万亿元资金”的来源。
    政府当然是重要的投资主体。从负债能力考量，明年增发一定规模国债当无问题。但据估算，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主动负债投资规模将在1万亿至2万亿上下，其余资金仍有赖其他类型主体。这样，强调动员个人、企业、外资等资本主体“会战内需”的必要性凸显。
    笔者以为，仅有中央层面推动地方并由政府主导的“十项举措”是不足够的，要带动其他各类投资主体投资热情、激活存量储蓄，有必要适度调整前期高企的部分产业壁垒、投资资格限制等，如对铁路、医疗、环保等领域的投资、运营就可考虑引入多元资本。在保持国有控制力前提下，与社会资本分享投资机遇。
    在此基础上，搭配“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下并购贷款等的具体的融资激励政策，或能更好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力。
    要达此目的，首先建议各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宜进一步细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规制，以更好满足个人、企业主、外国投资者等各类投资主体的多元诉求；其次，各地方政府宜尽早出台结合本地资源、生态、产业等禀赋实际的重点投资激励政策，尽早改善土地财政的不良声誉，直接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模式升级；各行业主管部门则可考虑逐步出台具体行业的指导性投资指引，根据新形势调整进入审批或备案流程，用“放水养鱼”方式间接纠正少数垄断主体“竭泽而渔”。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是个典型的信心游戏，吸引更多的人、机构等主体乐观地消费、投资、贸易，是服务型政府行政的基本逻辑。“飞人”迈克尔·乔丹说过，“能力可以赢得比赛，但团队才能获得冠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点放手让那些跃跃欲试已久的体制外“玩家”们陆续进入心仪已久的投资领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