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有可能因为实体经济跟着金融危机跳水而步入寒冬的时刻，中国经济将经历一个较为困难的调整期。因此，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既要明晰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困难，更要找准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是依靠减税、退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内需等几个药方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难，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关键要靠制度的持续改进与技术的不断进步。

　　经济制度改进空间很大

　　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好的市场经济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迈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一直在进行经济制度的改进，并且用自己的成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相互适应的。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不以私有化为前提的，产权也未明晰，并且政府一直主导着改革的进展，保持着对经济的深度干预，这与“华盛顿共识”关于转型的经济理论是背道而驰的。但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对世界经济理论的贡献。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依然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和相关的配套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同时，由于经济转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要实现经济顺利转轨，必须使改革的各个环节相互配套，相互适应。
　　一个体制中的各种制度具有战略互补性，某一项或几项制度发生变革，其他制度要么进行相应的变化，要么就会与新制度不相配合，对新制度的实施产生阻碍。特别是传统体制在改革中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制衡关系和格局，从而给改革的推进和深入设置了种种障碍和阻力。因此，尽管市场经济制度已在逐步完善，但反对市场经济制度改进的阻力依然很大。经济结构的优化，内生的技术进步，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实现。
　　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必须尽快破除制约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加强法治建设，以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使得政府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保护产权和合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如果能够通过完善法治，强化责任政府，营造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则今天中国经济领域里的一些突出矛盾将会迎刃而解。

　　以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效率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这种效率低下，“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
　　目前，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消费的70%以上。这些高能耗产业的增长尽管拉动了GDP的增长，但对于主要能源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来说，不啻于饮鸩止渴。虽然去年中国取得了高居世界第一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也不低。统计资料显示，去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为7%，却消耗了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这样的反差只能说明两个事实：一是在世界整体经济结构中，中国依然处于产业分工的下端，高能耗、重污染、低技术、低产出的基础产业，依然占据太大比重；二是即使在同一产业中，中国资源利用的效率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以单位GDP产出能耗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之大。若以日本为1，德国为1.5，美国为2.67，中国则高达11.5。投资效率的低下使得中国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投资高达5亿元。
　　投资效率低下恰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改进空间。因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时进行产业调整，控制重化工业投资，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早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是刻不容缓！在产业发展导向上，一方面，要通过严格控制与新型工业化道路背道而驰的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产业发展，抑制对大宗初级商品的过多增量需求；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积极鼓励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低能耗节能型工业的发展，运用高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将此前以高能耗、低附加值为主要特色的传统工业改造成为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力求通过产业调整与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运用配套的货币政策，抑制投资过热，从而消除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