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加值、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增速均全面超过东部地区。其实，自2007年开始，在国内外众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东部地区外贸大省经济增速开始减缓，中西部地区经济体在增速上首次呈现出快于东部的态势，在总量结构上则表现出“东部略降、中西部略升”的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将我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依据其经济地理特征和历史文化传统，从海岸线开始，由东向西，正呈现出经济实力由强到弱的光谱。在人们为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的“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唏嘘感慨了近二十年之后，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使各种生产要素集聚到中心区）和回流效应（使中心区的生产要素外流到边缘区）的相对作用正在发生转变，中国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拐点终于隐约出现。
　　那么，政府在这场一触即发的产业转移的新浪潮面前可以有什么作为呢？在笔者看来，对准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欠发达地区政府而言，切莫为这样一场由于成本价格因素不期而至的“横财”而沾沾自喜。应当看到，尽管多年来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自然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方面仍存在很大改进空间。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产业转移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防止地方保护主义抬头；二是防止房地产炒作和商务成本的非正常抬升；三是要降低人口流动门槛，确保劳动力充分供给；四是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结合要素资源禀赋、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引进产业有所甄别。
　　就国家层面来说，对于产业转移适当地进行引导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尽管企业对于价格信号传递成本上升的信息具有敏感性，但对市场需求下降的觉察往往具有滞后性。这种时滞影响现存企业或新进入者的投资决策，使产业调整难以及时进行。其次，即便企业存在退出意愿，但地方或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是全局立场，可能在政策上设置了较高的转移壁垒和产业退出壁垒。再次，企业自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产业组织长期形成的文化和企业经营者的思维定势会使产业调整发生困难，当遭遇行业性全面衰退时，总寄望于其他同行企业先行退场、自己“断后”，进一步接收地盘、扩大规模。凡此种种，都需要政府中负责产业调整和区域规划的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引导。
　　政府在欣喜于我国中西部增速上升的同时，也不可对东部增长趋缓掉以轻心。由于东部地区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还需要一个过程，应当借此机会，推动我国东部若干区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新的分工专业化解决东部地区业已非常严重的产业同构、重复建设问题。
　　此外，我们还应该认真反思那种传统的外向经济发展观念。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增长的顺境中无条件地延续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的思维定势：过于乐观地判断身处这样一个全球化进程之中所能获得的利益和报酬，进而先是在高呼“狼来了”惶惶不可终日，之后旋即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这种高外贸依存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潜在风险毫无准备，“世界工厂”模式虽屡遭质疑却也屡难脱身。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在外部的大市场环境中诚然必须遵循一定的分工和专业化原则，却是万万不能不计成本、来者不拒地患上招商引资的癫痫症的。
　　城市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它的每一个区域的发展和每一个城市经济活力的显现，而国家经济观测、调控的政策目标往往反映的是整体状况，政策的普适性就很可能“错杀好人”。目前的局势下，奢谈自主创新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奢谈搭美国人下一次技术创新的便车亦属望梅止渴。中期来看，只有根据各自特色，立足扩大内需，在“外向”的同时加强“内秀”，形成东中西各区域错峰发展、层层推进的格局，凭借大国经济的腹地优势，对内避免经济周期叠加和共振之下造成的整体经济骤热骤冷、大起大落，对外规避世界经济下行周期中受累于过高外贸依存度而产生的风险，则后奥运时代中国经济的航船才能够平稳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