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必然要求提高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美国在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已将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从2.94%提升至3.807%。另一方面，中国正不动声色地扩大自己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影响力。同时，中国还利用难以抗拒的市场魅力，辅之以日渐成熟的经济外交，寻求双边和多边共赢，亚洲经济领袖气质业已显现。此外，中国还致力于成为世界经济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与修订者之一，并正在尝试通过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以及开设铜、石油期货等一系列动作来扩大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发言权。

    中国的发展“破坏”了西方主导制定的“丛林法则”，因为中国正一步步进入原来由西方强国所控制的势力范围，甚至还可能提出改写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即由西方把持的话语权和凌驾于国际通行准则之上的美国标准。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这当然是西方大国不愿看到的，但是他们也知道中国崛起的大趋势看来很难改变，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利用他们所操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和干扰，或者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可能地压缩中国的上升空间。以商业银行和投行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就是成了他们意图蚕食中国经济主导权的重要工具。
    其实，作为母国利益的代表，国际资本早已布局中国的银行、股市以及房地产等重要经济领域，近年来又向农业延伸。在这场能够闻到火药味的中外资本对决中，我们明显处于下风。中国既缺乏花旗、汇丰这样的全球顶级商业银行，也没有高盛、大摩这类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左右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银行。中国的金融资本，尽管近年来实力上升明显，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市值已经超过花旗，并成为今年上半年全球最赚钱银行；但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坐大并非反映资产规模以及经营实力，而是基于股价估值过高所致。花旗利润的下降只是因为暂时受次贷危机拖累，其长期竞争优势绝非工行所能及。至于中国数目众多的本土投行，无论是运营实力还是市场影响力与国际大投行相比均是小巫见大巫。不少本土投行还扮演着串谋国外投行抄底沪深股市的角色。
    可以说，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外金融资本之间的博弈，焦点在于“定制”上的竞争，主场则是银行和股市。所谓定制即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而最关键的是定人才和定风险。国际资本凭借其专业人才与资源优势，在制定产品时，就已定下了市场风险，如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设计的次级按揭贷款，从其入市那天起，设计组合产品的主导者对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就心知肚明。遗憾的是，一向缺乏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的中国金融资本，在金融创新与衍生品层出不穷的今天，大多时候只能亦步亦趋，主动或被动地替别人买单。
    更令人担忧的是，形势正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人们看到，去年10月以来，中国在资本市场上的连遭重挫，不仅打击了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雄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银行改制与上市并没有使疾病缠身的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外资正用不多的资本，以先进的管理经验为诱饵，图谋掌控中国经济命脉。而被动升值的人民币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届时跨境的资本流动将变得相当自由，国内金融市场受国际资本的冲击将越来越大，倘若国家金融安全体系不够健全，银行抗波动能力弱，则国内一旦发生债务危机或其他社会危机，存款必将发生大规模转移，由此引发国内银行业的支付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至于防守能力薄弱的沪深股市，屡屡被国际资本通过左手唱空，右手收购，左手唱多拉高，右手出货暴赚的手段所操弄，而当估值中枢轰然崩塌之后，好不容易坚守了两年的中国资产的定价权顷刻间拱手让人。至于摩根大通的一纸报告就足以在中国资本市场掀起巨浪，凸显出面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强势攻抢，我们已陷入了怎样的被动之中。
    依笔者的判断，未来五年，将是中外资本博弈的关键时期。国际资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控制中国金融，将中国纳入由华尔街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中，并通过控制金融产业来削弱中国实体产业的竞争力，进而左右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一定要尽早设置能够抵御外部冲击的金融防火墙。中国的金融资本决不能满足于在国内及周边市场的浅滩作业，迫切需要积极延揽国际一流的金融人才建立攻势防御战略。
    中国金融资本必须尽早到国际金融深水区历练，积累全球竞争的实战经验，唯有如此，才能洞悉国际金融资本的内情，在中外资本博弈中坚决捍卫国家的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