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胀率居高难降的时下，货币政策被调控者寄予厚望，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不断加大。然而，从紧货币政策真的是医治通胀的一剂良药？回答是否定的。
　　道理很简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的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愈来愈融入国际经济，包括物价在内的一些宏观经济变量指标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落实，一些新的影响物价的因素也在出现。和短缺经济下单一由需求过度主导的通胀相比，现实条件下通胀的生成机制变得多样化了，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变，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也变得更加困难。
　　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与影响程度日渐加深，政策博弈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高度来考虑货币政策问题。世界现已进入通胀时代，通胀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今年50多个国家的通胀率都在两位数以上。我国这样一个对大宗商品有着旺盛需求的正处于高增长阶段的经济体，当然也难以独善其身。
　　面对通胀压力加大、通胀已成为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的现实情况，把调控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必然选择。但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确定合理的、具有可行性的年度物价调控目标，且这一目标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随着国际、国内一系列影响物价因素的变化，低通胀、高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我们可能将不得不接受高增长、高通胀的增长与物价的搭配模式。政府制定的年度物价调控目标不应过高，应留有余地，这样既不至于给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运作造成很大压力，有利于物价调控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可以给公众正确的物价变动预期。
　　由于政府年初确定的物价调控目标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难以准确预见和真实反映年内可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突发性因素对物价的影响，因此，当有这类情况出现使原定调控目标难以实现时，则应在年中对调控目标进行调整，以保证物价调控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
　　在未来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中，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的作用，应实行“三个结合”。
　　一是压通胀与保增长相结合。目前，美国次贷危机仍在持续中且走势难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运行，国内出口下降，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甚至有一些出现破产倒闭，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较大。另一方面，通胀率大幅下行的难度较大。由此看来，我国经济步入滞胀的可能性在增加。经济增长下滑，将减少税收，打击就业。基于这种情况，决策层应该尽快放松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在信贷投放上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加大信贷对“三农”、节能减排、高科技等的支持力度。央行在进行具体的调控制度设计时，应力戒“一刀切”，赋予制度更多的结构调控功能，增强政策调控的层次感、针对性和有效性。比如，在运用准备金率政策收紧银行流动性时，可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对中小银行、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金融机构，采用较低的准备金率水准。
　　二是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我国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的需求管理难以收到预期的调控效果。科学的治理通胀之道，应该是在运用政策手段紧缩需求的同时，从供给角度入手，强化供给管理，通过政策手段满足经济主体的合理资金需求，提升实体经济的产出效率，增加有效供给。CPI上涨的重要动力是粮价。而单靠货币紧缩是不能把粮价降下来的。只有增加农业的信贷投入，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供给，才能降低粮价。
　　三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在治理通胀方面，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和民生类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财政对“三农”和自主创新科技项目等的投入，增加对农产品生产的补贴和对弱势群体及低收入者的补贴，降低通胀给其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应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取消居民储蓄利息税，减缓通胀对居民个人收入的侵蚀，稳定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