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评价改革开放成绩的思路亟须从出口和增长数据转换到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居民能否从增长中获得实惠这一点上来。尽管宏观调控重点可能从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让位于通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来保障经济增长，但通过本币升值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
自7月16日至奥运会开幕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趋势明显放缓，出现了汇改以来最长时间下挫。导致人民币升值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各方已经分析了不少，归纳起来，大致是三点：
第一，出口和贸易顺差实际增速下降减缓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出口的实际增速从去年的24%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3%。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1.8%，净减少132亿美元。国际收支失衡的改善减缓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第二，资本管制力度的加强遏制了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7月14日起，外管局、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开始对出口收汇结汇实施联网核查管理。同日起，外管局也加强了对出口预收货款与进口延期付款的管理与监测。7月18日起，发改委发布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外商投资项目管理的通知》，严防外汇资金通过FDI渠道的异常流入。6月18日起，外管局出台了“报送非居民人民币账户数据”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对非居民八类人民币账户的统计与监测。
第三，从去年8月起，央行在上调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时，要求全国性商业银行以美元缴纳新增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这降低了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同时也减轻了中央银行的对冲压力。例如，今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仅为119亿美元。但考虑到央行在6月份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1个百分点，加上商业银行以美元缴纳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因素，则6月中国外汇资金整体流入仍将达到550亿美元以上。
笔者以为，除了以上三大原因外，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央行在宏观调控思路可能转变的前提下，加大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即在市场上买入更多的美元（出售更多的人民币），从而人为制造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双向波动。由于宏观调控重点从防止通货膨胀转变为防止经济下滑，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操作手法，可能让位于通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来保障经济增长。
然而，坚定不移地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初衷不能变，也不该变。
目前国内反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主要观点是，人民币升值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行业，中国贸易顺差的下降将拖累整体经济增长，导致就业压力加大，影响社会稳定。确实，中国出口下滑迹象已相当明显，但预料中的失业率上升却迟迟没有出现。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出口行业正在产业调整和结构性升级之中。低附加值和高污染高能耗的出口企业倒闭之日，正是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出口企业兼并扩张之时。
再看数据，即使今年上半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为负，中国GDP同比增长仍高达10.4%，产出缺口仍然为正。表明在净出口下降的同时，内需的有效增长依然能够保障GDP平稳较快增长。所以，如果仅仅因为出口下滑就改变我们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初衷，不免有叶公好龙之嫌。
我们再不能以并不厚实的国力去补贴发达国家了。通过人为压低汇率、利率、能源、劳动力价格，以及以罔顾环境成本及透支子孙后代的福利为代价，中国的确通过刺激出口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由于要素价格被压低，中国每增加一美元出口，就等于向美国人补贴了若干美分。中国进口的石油和铁矿石，很大一部分最终被发达国家居民所消费。好处被别人占尽，而骂名却由自己来背。况且，从本质上而言，中国是以出售宝贵的实物资源为代价，换回了以美元储备为代表的账面资产。
如果这些账面资产的购买力能够保持稳定，中国能随时用外汇储备购买急需的外国产品，这种交易还勉强能够令人接受。但次贷危机爆发后，华盛顿选择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来应对，美元以及美元资产几乎不可能维持价格稳定，大幅贬值已成必然趋势。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向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美联储诞生以来所有危机时刻的水平。随着更多中小州立银行的破产倒闭，随着两房危机的深化与扩展，随着3000亿美元住房重组计划的实施，美联储重新步入加息周期的时间似乎越来越遥远，在此之前，美元贬值，美国国债与机构债信用等级的下调以及市场价值的下跌，似乎越来越难避免。
在此背景下，以压低各种成本为代价向发达国家输出实体资源与商品，换回的外汇储备却在一路缩水的局面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诚如宋国青教授所言，与其用廉价的纺织品出口去补贴外国人并换回不断缩水的美元资产，不如国家用财政资金向出口企业收购纺织品，并发放给地震灾区的居民（出口转内销）。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评价改革开放成绩的思路亟须从出口和增长数据转换到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中国居民能否从增长中获得实惠这一点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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