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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性货币政策并非防治通胀的不二法门，货币政策防治通胀的作用不应高估。我们必须摒弃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思维，从全球化的视角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高度来考虑货币政策问题。
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特别是在股市和楼市中的投资群体规模日趋扩大的情况下，每一项货币政策调控措施的出台，都会引致资产价格发生变化，因而社会公众强烈地感受到货币政策的存在。在通胀压力居高难降的时下，货币政策更是被调控当局寄予厚望。然而，紧缩性货币政策真的是医治通胀的一剂良药？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胀是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现，即过多的货币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通胀程度的高低，则由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的失衡程度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抑制货币需求，改善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失衡的状况，有利于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上面所指的货币与商品的对应关系，仅是就一国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两者的总量而言的。如果货币与商品两者在总量上相适应但结构上产生了偏差，即商品的供给结构与货币对商品的需求结构失衡，则处于失衡状态的商品价格也会上涨。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经济融入了国际经济，即使本国货币与商品的对应关系在总量上是相协调的，但因国际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带来的输入效应，也会导致本国发生通胀。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光靠紧缩货币需求并不会带来物价水平的明显下降。所以，通胀有时并非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光靠紧缩货币需求并不能有效抑制通胀。
本轮通胀趋势的成因，较之1988年和1993年的通胀要复杂得多。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处于短缺经济条件下，商品供不应求是货币与商品对应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时期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过度引起的，表现为需求拉动型通胀。对这类通胀的治理，货币紧缩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而本轮通胀趋势形成的背景，与1988年和1993年的通胀迥然有异。我国现已基本上告别短缺经济。从商品供求总格局看，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因而需求拉动不是根本原因。本轮通胀趋势既有国内因素在起作用，也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既有输入型通胀和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因素，也有经济外部失衡引发的流动性过剩的影响。由于主要成因不是需求过度，因而单纯的货币紧缩对治理通胀压力并不能取得显著效果。
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来自国际市场，其压力减缓取决于美国弱势美元政策的改变和国际原油、粮食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布什政府自2002年3月开始实行的弱势美元政策，是美国全球化货币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目的在于凭借美元的“国际本位币”地位，将美国经济运行中的内在矛盾通过外部价格调整来解决，即借助美元贬值向全世界转嫁经济调整的成本。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能否改弦易辙，取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与美国政策博弈的成效，当然更取决于布什的继任者的政策主张和政策选择。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则受制于美元未来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供求关系演变及投机资金炒作程度等多重因素。由于难以影响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的各种国际变量，因而无论央行的货币政策如何动作，对遏制输入行通胀都不会有什么作为。
就成本推进型通胀来说，绝大部分的成本上升属于“还历史欠账”的性质。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偏低，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广大普通劳动者不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具有必然性，而且是一个客观趋势。就环保成本看，企业的环保投入不足带有普遍性，这种情况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制约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目标的实现。加大环保投入，是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因而环保成本上升也具有合理性和持续性。对主要由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上升引起的通胀压力，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发挥实际效力。
就流动性过剩对通胀的影响而言，央行频繁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实施“对冲”操作，确实可以回收或压缩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货币供给量，缓解通胀压力。但客观分析，这些政策措施实际上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调控，而且还会产生“互逆效应”。
显然，紧缩性货币政策并非防治通胀的不二法门，货币政策防治通胀的作用不应高估。应该看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的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愈来愈融入国际经济，包括物价在内的一些宏观经济变量指标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落实，一些新的影响物价的因素也在出现。和短缺经济下单一由需求过度主导的通胀相比，现实条件下通胀的生成机制变得多样化了，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变。其实，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制约关系与影响程度日渐加深、政策博弈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摒弃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思维，从全球化的视角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高度来考虑货币政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