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与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不确定性，由于东部沿海一些制造企业陷入困境，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未形成，对经济下行的风险超过对通胀的忧虑，要求放松调控的呼声越来越响。

　　最近频频召开的中央经济形势座谈会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中共中央7月21日上午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锦涛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6点要求。第一点就是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之前。而央行27日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年第二季度例会声明，声明未提及该行去年12月起所采取的从紧政策立场，市场猜测，这意味着将来的货币政策将更侧重于保持经济增长而非抑制通货膨胀，宏调经济政策的拐点已经来临。
　　调控不是松紧带，想紧就紧，想松就松，关键是，通过调控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推进市场配置的有效性，使我国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调控手段依然患有严重的行政依赖症，发改委是宏观调控的主要领导部门，而原本应该最为灵活的信贷市场，央行、银监会的调控却充满行政色彩。如我国的信贷紧缩政策，从信贷总量调控，到实现按季按月检查，甚至对于具体行业都有详尽建议。如此调控之下，银行既丧失风险控制的自觉性，也丧失了优化配置资源的动力，所有的资源都向大项目、大公司集聚，一轮调控之后，行政对于经济的主导力量就强化一次。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在宏观调控容易造成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调控没有成为经济结构改变的契机，从行政主导权到市场之间的路，越来越远。
　　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两张皮现象。本轮调控出现的困局，当然有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因素，但经济两张皮现象，却值得我们认真反省。
　　我国上半年投资额上升，政府支出增加，民营企业却普遍嗷嗷待哺———我国的直接、间接融资市场均受到严格管束，为了解决生存危机，民企只能剜去心头肉，来补眼前疮，走向民间高利贷融资之路。“高利贷融资是找死，不融资是等死”，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企业的心态。可见，在公开的融资渠道与民间融资渠道之间，这两张皮之间存在巨大的利息落差，一些国有企业可以高价收购商业地产，而民企却由于公开融资渠道被堵死，不得不支付高利率，同时向承担法律与信贷风险的债权人另外支付一笔风险溢价。
　　如此行政调控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运行成本急剧高涨，而政府的资源为了降低风险，源源不断地流向大企业，大企业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成为银行考虑的首要因素，企业的经营效率反而可有可无。央行迟迟不加息，控制信贷，表面上是为了降低通胀、阻止热钱、减少企业成本，但实际却是社会实际利率上升，企业成本增加，热钱逐利而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热钱大量增加，说明汇率与实际收益才是热钱关注的基本问题。事实上，擅长货币市场套利的索罗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他主要看重的指标是汇率。
　　调控的行政色彩并不局限于银行的信贷与利率政策，以信贷为例，只是说明市场资金需求与我国金融业滞后之间存在内在的巨大冲突，造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重要的不是调控政策是紧是松，而是调控之后经济向何处去。如果调控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可以促进优质、高效的企业并购低效企业，从而促进中国经济优质、高效发展，那么，这样的调控紧一些何妨。如果调控使大企业独得资源，使优质企业失去资金血液，那么，这样的调控即便很松，仍然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我们有必要跳出宏观是紧是松的争论框架，而着眼于出台有效的政策使我国的优质企业可以脱颖而出，如允许大规模建立民间信贷机构，如鼓励私募股权投资，使专业人士挑选真正优质的企业，发展独立的中介机构，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走上正确激励的轨道。否则，调控的结果可能只是暂时降低经济热度，而对于改变经济结构、鼓励市场内生动力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好因素没有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