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起，被寄予厚望的《反垄断法》开始实施。历经13年方磨成剑的《反垄断法》，人们当然有理由对之寄予厚望。然而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宏伟介绍，原先制定草案时计划在今年8月1日前制定40余个配套规则，迄今为止，无一出台。

　　《反垄断法》如何实施以及靠什么实施，专家也弄不清8月1日起实施的究竟是法律还是配套规则？但这个疑问，也凸显出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配套规则法律就实施不下去，那么到底法律是“上位法”，还是配套规则更有法律效力？毕竟，任何法律的配套规则，都是为辅助法律而设。
　　造成配套规则比作为“上位法”的法律更有法律效力的原因是：《反垄断法》的规定太过原则化，以至于在实践中不太具有可操作性。正如有专家介绍的那样，“仅有8章57条的《反垄断法》，被认为极具原则性，诸多方面需要细化，甚至包括每一个概念”，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对于反垄断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有着几十万字的法律文件，有着无数个案例和指南，作为反垄断执法的依据”。
　　不能用我们的反垄断立法刚刚起步，来为立法遭遇的尴尬辩护。当一部法律原则到了难以具体执行的地步，我们是该为法律的表达凝练而庆幸，还是要为法律的难以操作而遗憾？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力，一个从规定层面上都执行乏力的法律，也许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国家已制定出了哪些法律，而是更需要制定出的规则怎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长期以来，我们立法的惯例是宜粗不宜细，虽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立法原则有其独特的智慧：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如果法律规定得过细，会成为发展的致命障碍，难以实现法律“原则性和灵活性并举”的实施效果。但是，当社会迈入“精细化管理和规范”的时代，粗线条的立法难以勾勒出细线条的社会生活。
　　为使法律不至沦为空文，就得通过实施细则、配套规则来“具体化”。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行政权力，但若实施细则或配套规则不是相关法律的立法者制定，而是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甚至红头文件作为实施载体，那由行政机关制定的实施细则或者配套规则，实际上就成了“自我规范”。这样，制定法律力求避免的“部门利益法制化”，会不会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