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江连海先生7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上的“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呼唤股市‘平准基金’”，笔者深深体会江先生企求中国股市稳定健康发展的良苦用心，理解江先生的呼唤，但就市场长远发展来说，恰恰是在“必要性和意义”上，在沪深市场建立平准基金并不合适，不是一个好办法。

    看似与宏观调控理论如出一辙的市场调控基金，实际上性质完全不同。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来延长景气的缓升期，减少经济震荡，这仅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支之一，即凯恩斯理论，用政府有形之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暂且不论它的实践效果如何，它仅仅是经济方法之一。凯恩斯主义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而恰恰是在充分地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之后的一种补充。
    宏观调控运用得好，确实可以达到熨平经济周期的目标，但并非屡试不爽。因为调控目标之间常常出现矛盾。很难想象，像平准基金之类的工具直接入市与宏观调控具有性质上的可比性。平准基金一旦进入市场，就标志着政府成了市场内部的一个主体，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原则。政府可以帮助投资者恢复信心，可以有“炉边谈话”，但不能下场角逐。
    设立平准基金的想法，反映了深厚的计划经济思想。江文说，“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也更有条件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对资本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实施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效的举措”，我通俗的理解就是，我们比资本主义国家有优势，能够把市场调控得很好，这个“高效的计划指导、严格的监管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优势，说白了就是计划经济手段。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设计出的平准基金，对以市场化为基础的资本市场将造成怎样的损害呢？
    按照江文的论述，假如建立了平准基金，就相当于利器在手，操作起来将得心应手，其实不然。什么是非常时期？股指多少点是相对合理的或相对正常的？价值中枢在哪里？这些都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能够估量，政府通过媒体直接告诉投资者就可以了，市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调整。
    关于市场的价值中枢，市场上连年讨论，围绕市盈率的科学与否的讨论始终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市盈率很难比较，股权分置与全流通状态下不宜比较，准全流通更不确定，那么，合适的市盈率如何得来的呢？今日的3000点可能是昨天的天文数字，5000点也许是明天的底部，这让平准基金如何操作？
    股市的最大魅力就是有涨有落，不确定性是市场的永恒特征。萨缪尔森说“是否存在一个占卜的水晶球，可以用来预见股票价格的变动呢？这就是现代金融理论所要研究的课题”。但遗憾的是，目前的理论成果只能告诉人们“你不可能猜透市场”。
    沪深股市建立18年来，经历了多次起伏波动，每次都是惊心动魄，如果平准基金都要干预，至少操作十次以上，相当于平准基金常年在市场上“拼搏”，如果它都做到了低吸高抛，想不盈利都难。它如果经常性地存在，且能够适当地控制股票指数，它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合法的、无所不能的庄家，这还是市场吗？
    江文引述了日本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等政府干预市场的案例，认为“政府基金是一柄‘双刃剑’，设计得好，操作得好，顺应市场机制而又纠正市场机制的不足，那就能起到相当好的作用，维护市场稳定。反之则适得其反。”
    既然承认日本与台湾等地区的平准基金没有试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试呢？答案想必是我们能设计得好，操作得好。这未免过于自信了。
    亚洲金融风暴时，香港政府出手救市实属万不得已，且有操作的依据，那就是，守住股指，打击在金融期货市场的投机，稳定香港的金融体系和联系汇率制度。我们守什么？大小非都能守得住吗？是否已经到了非守不可而主动出击之时？要知道香港金融保卫战是极其罕见的情况，非常规手段可以效仿。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都有自身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难题以及突发事件。处理这些问题，各国依据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市场的成熟程度、可接受程度、危机的严重性采取不同的手段，但这些仅是特例，绝不是普遍原理。
    江文分析台湾“国安基金”为何不灵时，也承认基金“逢低便入场托市，造成投资者风险意识的减弱和依赖心理，陷入恶性循环；‘国安基金’目标已完全扭曲，在政治上沦为护盘工具”，那么，笔者想问，难道A股市场的投资者就没有依赖感吗？我们所开展的投资者教育，其目的之一不就是要减少这种依赖感吗？A股市场和投资者本来就不成熟，再加上一个平准基金，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更有依靠，市场上任何时候都有赔有赚，莫非赔钱了就去找平准基金？
    近期的市场波动，有国际市场的影响，更有市场自身价值高估所带来的正常回落，波动的幅度剧烈了一些，但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并没变，不存在有设立平准基金所面临的“非常时期”。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总想着调控市场，而是要尊重市场、培育市场，努力提高市场化程度，让市场发挥自身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