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口号提出多年，但导入市场机制的进程却成效甚微。不过，在2008年这一现象似乎有了改变，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老板放下忙碌的厂房纷纷组团进入西部地区自费考察，对西部的热情开始变得不可遏制。
　　对投资者最好的宣传就是“稳定的利润”。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制造业发展已经进入了瓶颈期，而宏观政策变动和成本上升的因素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和转移成了必然之选。按照政府和学界的愿望，这种转移应该遵循着东、中、西部地区按产业层级依次分布的“雁行模式”，这样一方面保证了产业的升级，而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和就业问题。而现实却与愿望相反，但更多的现象表明大量进入西部地区的东部资本并没有将目标放在产业转移而在西部资源开发上。
　　不难理解正在经历制造业利润低谷的民营企业家们希望摆脱制造业这一利润低下、受制于人的行业，而资源价格近年来不断的攀升给了他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自此在西部偏僻的深山河谷中开始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承担西部开发引资任务的地方政府在面对这些突然出现的真金白银的时候，很难全面考虑项目的综合效益。在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快速增加的数字背后隐藏的却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双重的风险。
　　从企业方面考量，大部分西进的企业主并没有真正放弃东部的生产基地，投资西部资源开发则是他们保证资本收益率不得不进行的选择。所以对于企业主来说虽然名义上参与西部开发，但企业和企业家本身的根基并没有变化，东部仍然是企业的根本。这种开发没有半点产业转移的意思，更遑论升级了。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甚至更高，制造业本身已经无法维持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转移是必然的，拖到最后只能是承受更大的损失。
　　政府方面的风险更加明显。地方政府最应该关心的并不是招商引资的成果，地区经济发展、劳动人口就业、区内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综合提高才是衡量其政绩的标杆。从地方经济发展来看，如果仅仅考虑GDP增长，资源开发的投资可以带来数字的提高和税收的增加。但是在资源价格高涨的前提下，投资资源的冲动俯仰皆是，没有必要费尽心机从外部引进；虽然现代资源开采已经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但从中国国情来看，仅被民营企业作为补充的资源开发项目还只能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原始方式。这并不代表能解决当地就业，由于劳资纠纷可能带来的问题，外地农民工最可能进入这些资源企业，对于本地就业不可能起到明显的作用；从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看，就业不能解决则无法希望收入会因此提高，而大量的外来人口更有可能提高本地物价，伴随资源开发而来的环境污染更是对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一大伤害。如果地方政府因为短期的政绩效应盲目接纳此种另类西部开发项目，不仅对本地经济发展无益，更会因此而积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危险。坦率地说，这一问题造成了资源开发型企业与资源地居民难以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