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些国际言论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输出者”，这让人联想到在本世纪初，国际社会把全球经济面临的通缩风险归结为中国输出一样。

　　我们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滞胀风险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所带来的代价。从全球经济的整个生态链上看，美国过度消费、亚洲过度使用甚至业已扭曲的比较优势无节制地扩大制造以及欧洲资本等的共同作用，使全球经济失衡发展延续到了目前难以维系的境界。
　　近年来，美国的过度的消费是建立在被日益垒高的资产价格泡沫所产生的财富幻觉基础之上。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最终使亚洲国家制造品更容易出售，从而也带动了亚洲制造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而欧洲资本、石油美元和亚洲贸易美元等参与美国资本市场的角逐，一方面弥补了美国过度消费所带来的贸易赤字缺口，另一方面使得美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呈现扩展并暂时得以维系，使得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获得全球资本的支持。

　　亚洲制造受美国过度消费的刺激增加了能源等要素资源的需求。亚洲制造业和本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扩展，以美欧等国家消费能源的增长最终推动了包括能源在内的国际要素价格的迅速上涨。
　　从整个全球经济生态链上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提高了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资产流动性，并利用这些业已呈现泡沫的资产来置换亚洲制造品和国际大宗商品生产国的要素资源。即本轮全球经济增长的行情是美国等发达市场利用易于泡沫化的金融资产来换取其他国家的实物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讲这轮全球经济增长根源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借贷关系。
　　建立在这种资产价格泡沫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繁荣，不仅具有不稳定性，而且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必然破裂(已经开始发生)，而伴随资产价格破裂的将是全球经济的放缓和衰退。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全球资产价格泡沫得以维系主要依赖于货币推动；为延缓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市场通过结构型投资工具等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产生了更多的流动性，制造了更多的信用货币来维系资产价格泡沫的脆弱平衡。最终在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这些创造的市场信用货币要么成为坏账，要么成为了推动全球通胀的主要力量，从而把全球通胀推向了更高水平。
　　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除了被动地接受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所传导出来的经济滞胀风险外，自身也内生着诱发经济滞胀的风险。一个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制造圈)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要素价格管制措施。在发达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尚不严重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扭曲的要素价格和扭曲的比较优势作用下，对发达市场由于资产价格泡沫所带动的通胀上行苗头起到了遏制作用，保障了全球经济度过了几年失衡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年代。但随着能源等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甚至飙升，中国等通过对要素价格管制使得制造的成本优势变得难以维系。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产业升级上升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成本越来越高。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要素价格的逐渐理顺，整个全球经济开始逐渐失去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反通胀支持。
　　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逐渐放开要素价格管制和结束价格扭曲结构的价格回归也必然矫正过去几年全球低通胀幻觉(中国的油价补贴大约占GDP15%左右)。显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由遏制通胀的主要力量变成为价格正常的国家，无疑加重了发达国家的滞胀压力(但不是导致全球滞胀的主要原因)，并增大了整个世界经济“滞胀”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