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向现代成熟市场社会转轨。过去三十年的收获证明，这种向自由竞争开放的市场社会的转轨是积极的。
　　转轨之前，大街上偶尔传来的马车铃铛声和马蹄声，也许为深夜灯下苦读的你增添一份静谧。而转轨中，呼啸而过的刺耳的汽车声，也许使你更加心烦意乱，即使在苦暑盛夏也得门窗紧闭，还不一定有那份清静。即便如此，大部分中国人恐怕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那种静谧中去，因为那种静谧总是伴着停滞、单调、封闭和贫穷。
　　但是，转轨也有个效率问题：转轨过程可以在一两代人完成，也可以是几代人都看不到头的过程，还可能会中途夭折。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威廉·伯恩斯坦在其《财富的诞生》中解读了这三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也许令一些法国人现在还糊涂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基础条件都不比英国差的法兰西，为什么经济腾飞却比英国晚了一个世纪以上？相比英国，法国本土面积更辽阔，道路河流运输系统四通八达，农业稳定而有“欧洲的谷仓”之称，有诸如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思想家，更是科学启蒙的家乡，法国政府也大力运用国债这样的金融工具来大量筹集资本。然而，这些优势却没能被有效利用，甚至还被政治统治者肆意破坏了，有些后来被证明足以加速转轨的因素迟迟难以找到立身之地。
　　比如，糟糕的政治体制带来了糟糕的乱收费与税收制度。道路运河关卡林立，收费遍地，统治者将其作为重要收入来源，致使在当时欧洲堪称最发达的法国道路与河流运输体系的竞争力荡然无存。贵族、僧侣与官僚免交任何税收，而种类繁杂的税收主要以土地和建筑为对象，由一批从中渔利的“包税人”——收税农民——负责征收。这不仅导致法国家庭千方百计使其成员或后代争取获得官僚、僧侣或者包税人身份，没人真正想也无法通过诚实劳动挣得财富，整个社会呈现一种巨大的“寻租体制”——靠着特权或身份巧取豪夺。这种体制的最大恶果就是国家没能提供一个足够的激励机制，保证以土地为主的“产权体系向私有制转换”。当民众创造力被这种鼓励寻租的体制“抽干”时，就不存什么可靠或者健全的个人产权了。而且，如此税制使那些实在无计可施的下层民众承担着难以负担的税收，致使法国农业衰败到只能依靠无法确保的谷物进口。
　　另外，由于宗教以及政治原因，大批科学家与熟练工匠为免受迫害而逃离法国。剩下的那些深受王宫宠爱的科学家，却成了一个象牙塔里的精英阶层，远离普通民众特别是熟练工匠，从而使科学与发明、技术突破、技术运用分离，没能在同一时间发生像英国那种在由科学家和工匠们自由交流与合作中取得以技术运用突破为标志的工业革命。
　　据威廉·伯恩斯坦统计，“在19世纪，法国将近四分之三的存款借给了国家、地方政府。”故此，迟迟建立不起一个主要为工商企业服务的公众化资本市场。工商企业主也就难以获得应有融资来进行持续扩展经营。相反，稍微有些经营积累时，往往以转为放贷给政府的食利者身份结束自己的工商经营。
　　在法国这些弊端的背后，是其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在其落后于英国转轨的近200年里，没有哪个君主不致力于集权统治。到那位自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时，法国的集权程度更达到了欧洲历史之最。这种垄断性集权，不仅扼杀了政治竞争，更阻挡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竞争，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国家干预”一词来源于法语词根的原因所在。英国在1624年就基本以法律形式摆脱了各个领域的垄断，而法国完成这一转变是175年之后的事情了。以打破政治垄断与集权的“法国大革命”为标志，以当时执政的立宪派对收费关卡的废除、农民对土地所有权、转让权和出租权的确立为契机，法国才真正走上了转轨之路，而此时，英国已是遥遥在前的世界领先者了。
　　西班牙，这个曾拥有不可一世的航海力量、众多美洲殖民地和大量掠夺来的金银财富的国家，开始转轨的时间更晚，转轨的过程更长，迄今还是欧洲经济竞争中的落后者。而比西班牙更差的是奥斯曼帝国，这个无论是在国土面积、财富，还是科技思想与文化成就方面，都堪与同时代中国相比的帝国，曾经开始了向现代体制的转轨，但很遗憾，出来某些经济与军事硬件，始终未能在社会软件上转型，致使转轨夭折，庞大的帝国也终于分解而灭亡。
　　这些历史案例说明，决定向经济腾飞和现代化转轨及其成功与否的因素，既有伯恩斯坦博士总结的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更在于一种竞争有效的政治体制。转轨既然是一种社会组织层面的整体变化，而政治体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高层次和最广范围的社会组织协调方式，当然也就对转轨至关重要。没有相应有效政治体制的保障，不可能有什么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理性可能与技术运用分离，以公众化为核心的现代资本市场不可能建立并有效运行，交通与通信技术也许成为特权者敛财的手段。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迟来的转轨获得了初步成功。让人不确定的是，这样的转轨将以怎样的速度于何时完成。使人不安的是，决定转轨进程效率与最终成功的一些因素尚不完全具备，已然具备因素的根基也并不牢靠。令人乐观的是，历史提供给了中国足够的经验与教训，努力的方向是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