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转暖，人们的信心正一点点恢复。但我们仍不能忽视，当前世界经济的焦点还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可能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当前中国经济的焦点呢？观中国经济，尽管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没有出问题，但以金融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却被远在大洋彼岸的系列“美国问题”（包括美元贬值、次贷危机、经济恐慌等）所纠缠，其酿成的直接后果已明白地写在了中国股市这张脸谱上——即近期这轮中国股市的狂泄。虚拟经济不仅左右了国民经济发展还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虚拟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何以如此巨大？这需要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说起。
传统观点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大多借鉴辩证法来分析，结论也更多地拘泥于“作用与反作用”的说明上。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并没有绝对的决定作用。作为虚拟经济运行的基础，实体经济健康运行不代表虚拟经济就会自然平稳发展。相反，虚拟经济的不稳定势必将给实体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广场协议”前后的日本经济就是典型的甚至血淋淋的例证。“广场协议”前，日本GDP超过了美国GDP的一半，这创下截至目前唯一一次其他主体国家和美国经济差距最小的纪录，日本成为有望坐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交椅的新兴崛起大国。然而，一纸协议后，日本经济至今都未能彻底摆脱协议所带来的灾难性打击并一度陷入低迷。值得反思的是，协议前，日本的实体经济表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一点，无可厚非。问题出在美国精心设计的协议内容上，协议核心是要求日元全面升值。看似日本将受益匪浅，结果是当日元兑美元的外汇价比率由1∶240升值到1∶79时，日本经济却在浑然不觉中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货币仅是一个符号，但它所散发的能量绝不亚于原子弹。二战期间，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所殃及的不过是两片土地，且造成的伤痕也基本修复。相比之下，“广场协议”给日本整个国家留下的伤痕更深更痛。
由此观之，虚拟经济完全可以超越国界并相对独立地作用于他国实体经济。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向不同的经济体和经济组织渗透，全球各大资本市场都被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虚拟经济冲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货币在没有国界的空间中时时刻刻地相互交换并自由流动着。
所以，在考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时，若将二者置于一国经济体内部来考察，未免过于理论化。因为，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开放性，它让每个国家、地区都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联系于全球化的各主体国家，面临风险时可能荣辱与共，但也可能患难不同当。
荣辱与共相对易于理解，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决奉行人民币不贬值的外汇政策以减轻整个东南亚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可能面临的经济灾难，尽管人民币不贬值对当时的中国利大于弊。但患难不易同当，这在于危机转嫁也因世界的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变得更加易于操控。还说“广场协议”，本来包括美国、日本、德国在内的各协议方中，只有美国的经济相对来说包袱沉重，但结果美国却通过一纸协议把自己多年的包袱甩给了日本，并逍遥在外。
说到这里，我们该警醒了。虚拟经济稳定既是现代经济稳定的关键，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在现代经济中，虚拟经济作为一种以观念支撑的价值系统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它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趋势更为明显，表现为实体经济对其的约束越来越小，而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在不断增强。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当前经济整体良好的情况下，依然会上演股市“暴涨暴跌”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股市“暴涨暴跌”所带来的打击并非专供资本市场内部“消化”。当市场恐慌从牵扯在“暴涨暴跌背后”的投资者身上散开时，整个市场被悲观预期笼罩，“羊群效应”凸现，这时，信心对虚拟经济稳定性的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导致股市大幅震荡一轮接着一轮，投资者利益严重受损，进而危及到市场的稳定发展；又由于股市内部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使得投资主体间损益分布失衡，于是，怨声载道。抱怨背后隐藏着财富再分配失衡和消费不足的问题。股市作为中国当前参与面最广的一大投资平台，这样的异常波动使普通的中小投资者成为财富再分配中的最大利益牺牲者，分配失衡还必然引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小投资者又是中国中小阶层家庭的代表，是拉动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利益受损直接会降低他们的消费水平，而中国经济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靠居民消费带动的。
所以，防止股市出现大起大落，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信心不足，将使经济主体对股市的悲观预期逐渐渗入国民经济其他领域，从而制约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没有繁荣的经济，国民最基本的利益将成为无源之水。而利益缺失，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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