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公开表示，开发商建房，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一个项目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政府应该多一些政策导向，多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此论得到好评如潮，一个主政官员能有此认识，殊为不易。

　　从眼前看，城市中“穷人区”与“富人区”断裂与分割的局面，会提高城市的交通、治安和生活成本，大大降低城市的和谐程度。以较低成本容纳大量商业服务及其人员的老旧城区和“城中村”，是城市人文社会意义上的“肺”，可以向周边提供较廉价、方便、齐全的生活服务，为大量服务人员提供较好的创业环境，为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提供栖息、就业之地。因此，贫富混居有利于居民后代的融合，有利于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商业等服务资源，体现社会公平。
　　从长远上看，贫富分区将会给城市发展埋下巨大隐患。贫民区大部分处在偏远的郊区，进一步提高了贫民阶层及其后代进入主流社会的成本，有可能使贫困固化和世袭化，导致很多的社会问题。2005年底，席卷法国众多城市的骚乱，导火索就发生在传统的贫民区，参与骚乱者也绝大多数是青少年。这个事例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研究的经典问题加以重视和研究。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而最好的社会政策之一，就是贫富混居以及教育公平。
　　但知易行难，要真正实现贫富混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容易。一个项目、一个街区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的确应该如此，但站在开发商的立场，该如何平衡，是个难题。目前国外也没有先例可借鉴。当然，政府在这方面却可以做一些工作，比如，在街区内同样地段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限制贵族学校和贵族医院，保证街区内学校、医院、体育设施等的公共性。但是，地方政府本身也有逐利性，尤其是在土地财政的驱使下。在一个街区内要建多少比率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并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更没有一个法律的界定。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也只是个权宜之计，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之道。
　　因此，只有用市场的手段，才能最好地解决贫富混居问题。一是改革现行大规模改造城市的模式，变“旧城改造”为“旧房改造”。允许居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自行改造房屋，包括通过居民联合、招商引资、由居民自己民主选择开发商等方式自行改造街区和房屋。北京的一些旧城改造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模式，即居民自愿迁出的，政府给予奖励；不愿迁出的，政府出资帮助改造房屋。
　　二是应该允许各地“城中村”的存在，同样把房屋改造的权利还给“城中村”的居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鼓励村民自力更生和对房屋自我更新换代。这样，不仅大量原居民可以留下来，而且会吸引大量城市化进程中从农村、小城镇进入的城市新移民，降低他们的移民和进城成本。当前一些城市一直在矢志不渝地为消灭“城中村”而努力，这样自然就会把穷人全部“驱逐”到远郊。那样的征地拆迁和发展模式需要反思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