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日开幕的2008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2008年将稳步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选择部分地区，围绕改革重点内容开展试点，为在全国范围深化改革探索经验。据悉，这是官方首次提出医改实施方案步骤。不过，陈竺并没有进一步阐述如何选择试点城市、如何在试点城市推进新制定的医改方案。(《第一财经日报》1月8日)

　　恰恰在上述“哪里试点”等问题上，有关专家学者之间却出现不同意见。如关于“哪里试点”，有学者认为“不排除直接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而另有专家则表示：“找经济困难的城市比较好，经济富裕地方的经验难有代表性”；而在“如何试”的问题上，有人认为“不能在同一个城市搞所有的试点”，应“分散试点”；而有研究者则持完全相反的主张：“改革方案本身就是一个成体系的整体框架，整体推进才有现实意义”。
　　就医改试点，出现观点各异乃至针锋相对的看法，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医改所要面临和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到新医改方案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那么，如何化解这些争议，确保新医改方案得到顺利高效实施，产生“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效果呢？在笔者看来，一个根本的途径应该是：保证医改方案实施过程中，自下而上参与机制的充分畅通、有效。
　　所以如此，首先是解决医改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必然要求。无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无论涉及问题的广度还是深度，均极为庞杂繁复，绝不是单凭少数官员专家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就可以“完美”设计出来的，最终是否符合社会实际需要，能否应对复杂多样的现实问题，均有待实践检验。而要更好实施这种检验，自下而上的参与无疑不可或缺———比如，在“哪里试点”“如何试点”等问题上，那些候选城市，就应该有权利充分根据自身实际主动进行参与和争取，而不是只能被动等待。
　　更重要的是，从改革的利益调整本性上看，医改方案如何具体实施、推进，自下而上的参与同样关键，毕竟医改中的成败得失、损益权衡，作为利益调整的主体———医改试点中的社会公众，才最有发言权，是任何其他人包办代替不了的。更不用说，所谓“试点”，本身就包含风险———尝试过程中的教训乃至失败，往往不可避免，而这种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当然还是“试点”中的利益主体。
　　许多改革成功经验表明，一项改革，尤其是那些事关民生利益的改革，与其说是政府自上而下规划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基层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自下而上主动尝试、发动的结果(当然最终又获得了上层的认可乃至推广)。关于这一点，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农村家庭承包，还是城市个体经济兴盛，可以说都是生动的例证。
　　相反，恰恰是那些有意无意排斥自下而上参与、仅仅由“上面”单方面仓促启动的改革措施，往往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比如，此前被权威机构认定为“基本不成功”的旧医改，可谓现成的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医改实施方案如何推进，其实不仅事关医改本身，而且也关乎其他领域尤其民生领域内的改革———其事实上已担负起为这些领域改革探索和积累新的经验的重任，是整个民生领域新一轮改革本身的“试点”，因此，不能不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