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劳工权益保障明显提速。有的地方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有的地方明确要求企业给劳动者涨工资，而在法律方面，带薪休假制度和《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昨天有消息说，中国还将起草工资条例，以解决工资增长缓慢等问题。

　　劳工保障程度的提升，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涨。当前，一些企业开始出现“恐慌性裁员”，或者对老员工重新签订合同以规避无期限合同，或者用劳务派遣方式取代直接雇佣。企事业单位的恐慌，一方面可能源于对法律的误读，另一方面则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在此过程中，应该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的一个教训是过于强调保护企业利益，今天开始转向，但会不会因为过分强调企业责任，而忽视了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和保护呢？
　　在企业和普通公民都面临着物价上涨巨大压力的时候，不太可能直接通过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调整达成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少在眼前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企业多一点，个人就少一点，反之亦然。此时，通过政府的“外部力量”，促进企业利润和劳工工资的同步提升，才是最好的“帕累托改进”。
　　首先，政府应加快推进改革户籍制度，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充分实现劳动力的最大价值、最高价格及其与企业之间的最佳资源配置。近10年来，在考虑了物价上涨因素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没有上涨甚至是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户籍管制，导致农民工事实上成为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二等公民”。
　　其次，政府有责任进一步打破垄断，给更多的中小企业以发展机会，使中小企业焕发生机与活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深化中央企业改革”课题组近日指出，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多个新误区，国企以盈利能力强为理由盲目扩张，在竞争性领域大肆跑马圈地“与民争利”，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外资化倾向令人担忧。（11月19日《西安晚报》）
　　政府要为社会和企业提供一个公平、自由的法治环境，避免执法弹性过大而形成权力寻租，以及行政机构“选择性执法”、“合法性报复”等现象。比如最近新加坡商人王泉成就不得不准备离开福建安溪，因其不懂“潜规则”，不让当地地税部门吃“霸王餐”，结果被要求交纳“小姐税”。
　　政府还要通过创新制度，给已经诞生、将要诞生、想要诞生的中小企业创造理想的融资环境。我国劳动力价格一直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创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太少导致就业岗位不足。调查显示，如果有10万元钱，60%以上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创业。但是农民自己的资产如土地、房屋还不能抵押和在城乡间自由买卖，阻碍了农民进入现代金融体系，阻挡了最有创业动力群体的创业脚步。
　　还有重要的是，在政府财政收入增幅连年远高于GDP增幅的时候，还应该强调税收约束机制或税收扶持政策，放水养鱼，为中小企业和民众一道赢得休养生息的时间。这一点，对于促进企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国民收入增长、培养税基都具有基础性的价值。
　　一句话，保障劳工权益带来的“阵痛”，不能只是企业的“阵痛”，国家也要和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共同承受。否则，企业难以承担时，劳工权益的保障也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