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通过确立出口主导的产业政策打开了东亚外向型的经济增长之路后，接着80年代亚洲“四小龙”又成功地续写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惊人篇章。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更是在此之上，发展了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出口的强国战略，缩短了经济腾飞所需要的时间。到了今天，经济腾飞的主角转到了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优势和大规模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再加上非常好地吸取了东亚成功的经验，中国再次展现了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表现。
　　但是，除了中国目前还处于一个繁荣的阶段(目前这一判断存在争议)外，上述所有国家在经济繁荣(靠实体经济的支撑)的后期，都先后经历了程度不同的资产泡沫(比如股市和楼市等)和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东亚国家缺乏一个有效运营制造大国所创造的庞大储蓄(资本)的国内金融体系。结果，残酷的竞争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出于规避成本和风险的动机撤离国内市场，而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又滥用国内宝贵的储蓄，去追求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投资。于是，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就不得不过分地依赖国外短期的银行贷款。由此所产生的“币种不匹配”和“期限不匹配”的双重高风险的融资结构，必然在固定汇率的环境中，经不起投机资本利用不断开放的金融环境所进行的“套利”冲击。出于防范金融危机再次困扰东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年来东亚金融合作，也紧跟经贸合作迅速发展的步伐，产生了很多实质性的新变化。
　　亚洲金融合作的艰难性和有限性，再加上本国在制造业竞争中所处的“对外依赖”的地位，使得各国政府自然地会产生通过发展自己国家的金融体系，至少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业这样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竞争力，来争夺亚洲的金融主导权。尤其是最近，亚洲各主要制造业大国中的大都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东京、上海、首尔等地都鲜明地提出了具体的建立亚洲乃至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和实施计划。一场“暗地里”争夺亚洲金融主导权的激烈竞争，正和“外交上”推进金融合作的政府对外战略一起，并行展开，势不可挡。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合作是为了不重蹈覆辙，因此，它有很多双赢的基础；而金融主导权的争夺似乎更多地是出于自己国家的未来利益，甚至经济安全的目的出发。不过，金融主导权争夺的过程中有很多烫手的危机陷阱，稍不注意，不仅会丧失金融主导权争夺中辛苦所“抢占”的领先地位，甚至可能将自己多年打造出来的实体经济的强势一瞬间化为乌有。总之，金融主导权的争夺虽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但是也是考验各国政府智慧和调控能力的生死之关。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