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报》社论就广东开平土地违法案进行了评论，指出只有让失地农民真正成为监督、制约政府的“主力”，才能保证政府对公民负责。我以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固然，失地农民与土地距离最近，便于监督，但实际上这在现实中很难落实，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失地农民难以洞悉土地违法中的“猫腻”。很多时候，失地农民都是被蒙在鼓里，有些地方政府违法的手段多样，缺少相关知识的农民对违法行为缺乏鉴别能力。不仅难以识破骗局，而且很有可能还为到手的一点小钱而对地方政府感恩戴德。
　　其次，失地农民缺少与权力博弈的资本。所谓的监督，实际是监督权力，监督的过程也是博弈的过程，但是，实际上能与权力相抗衡的力量归根到底还是权力，而失地农民相对地方政府而言，没有足够的力量。
　　再者，土地违法往往不是一级政府、一个部门的违法，而经常与多级政府或多个部门有关联，比如，开平市两届市委班子和国土资源局等多个部门一起违法，这就使得农民举证难、投诉难。而且，因为是“团伙作案”，就很可能使违法现象被农民觉察时已经合法化。
　　我认为，开平土地违法案之所以能非法批地近3万亩，欺上瞒下对抗国家和广东省的主管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权力监督、制约缺失造成的。地方政府非法批地胆量越来越大,要么是心存侥幸,要么是有保护伞罩着，否则不会如此张狂。因此，监督的主体只能交给权力监督部门，失地农民只能作为监督的一部分，不能作为“主力”去冲锋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