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管层一系列紧缩政策接连祭出之后，各项宏观数据却未能如其所愿地回落。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仍然再现6.5%的年内高位，实际负利率水平进一步上升。而且，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1361亿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成为固定资产投资与资产价格过快增长的“助推器”。
　　在经济指标“高烧”不退的格局下，央行再次动用加息工具几乎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而今后的加息是否能起到良好的调控作用，关键在于央行是否能够继续选择不对称加息方式，以缩小存贷款利率的绝对差额，抑制商业银行扩张贷款的冲动。
　　央行年内已经实施了五次加息，然而结果却是让一年期存贷利差的绝对值达到了3.42%，处于近20年来的高位。值得关注的是，活期存款利率经常被“忽略”。数次加息，活期储蓄存款利率却长期保持在0.72%的历史最低位，仅在今年7月21日提高了9个百分点，由0.72%上调到0.81%。这与贷款利率动辄提高27个基点相比，差别非常明显。
　　在存贷款利差扩大的格局下，商业银行能够通过银行内部由存转贷的机制，攫取巨额利息收入。有媒体披露，13家在境内外上市的国内商业银行上半年实现利润1344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3家上市银行上半年实现的净利润同比翻番，大部分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都在50%以上。这些上市银行中期业绩报告中都明确承认，利差、净息差是利润大幅提高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央行上半年两次加息提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活期存款比例提高降低了负债成本”。既然商业银行能够利用高额的借贷利差坐享大规模盈利，自然会乐此不疲。这一现状培养了银行的惰性，阻碍了商业银行向零售和中间业务转型的进程。
　　银行业在微观上是谋求商业利益的企业，但在宏观上则属于货币供给创造的重要一环。央行出于紧缩目的的加息举措，如果在商业银行这一环节出现效果虚置，甚至是背道而驰，将会让宏观紧缩的目的在微观层面上落空。规模庞大的居民活期存款加上日益加大的利差收益，商业银行作为利益企业自然不会去考虑管理部门贷款投放的规划，而只是简单地选择大量放贷获取利润。这才是最终导致新增贷款远超调控部门政策规划的体制性原因，最终导致了各种经济指标“越调越高”的结局。
　　与世界成熟市场相比，我国目前的利差水平是明显偏高的。更为关键的是，活期存款与贷款利差的加大，已经开始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为了能够随时支付医疗、教育、养老等费用，民众因此更加偏好流动性强的资产，目前活期存款已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40%左右。对于银行而言，越来越大的利差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盈利空间，社会财富迅速向银行部门聚集。而与此同时，其收入的来源却是低收入民众因预防性需求而存入银行的活期储蓄。在活期存款利率原地踏步的格局下，民众通过存款分享社会财富增长的机会受到抑制。最终造成的格局是，普通民众用微薄的劳动收入补贴了银行的巨额利润，不合理的利差问题导致了社会资源配置公平性的恶化。
　　加息作为各国普遍使用的传统货币工具，其调控机理受到公认。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如何加息却更像一道关乎社会公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