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几乎全球的股票市场都出现了暴涨的现象，其中以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涨幅最为惊人，于是各种各样的股市泡沫论与崩盘论随之雀起。但是，在我们看来，对市场一味地加以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市场有其自己发展的逻辑，所以泡沫产生后究竟应当如何面对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找到正确的控制股市泡沫的方法，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股市泡沫的形成机理及其含义。
　　从国际经验来看，股市产生泡沫大多是因为市场需求量大于供给量、进而导致股价严重背离经济基本面或者公司基本面的快速上涨而造成的。如果这样的定义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接着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这种导致泡沫过于膨胀的超额需求又是如何产生的？对此，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如下：第一，是因为流动性过剩而形成的被动性买盘；第二，是因为对未来预期乐观而产生的主动性买盘。
　　流动性过剩会产生通货膨胀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手持货币或者继续将钱存入银行会带来现金的价值损失，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人们用存款或闲置资金购买各种可以保值或者增值的资产是理性的选择，于是为预防现金价值的折损而被动性地购买股票等金融资产的倾向在流动性过剩、并因此而产生通胀预期的情况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被动性的买盘是为了规避手持货币资产可能带来的价值损失，那么主动性的买盘则是基于股票投资高收益的预期。这种预期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基于重大的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公司利润的增长；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则大多基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在当今的中国则主要与股票市场的结构改革有关。从2005年开始的股改让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导致中国投资者对于中国股票市场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这样，在流动性过剩与股改所产生的预期向好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便出现了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暴涨的局面，被动性和主动性买盘蜂拥而入，从而使得中国长期低迷的股市一改疲态而呈现出快速成长之势，结果股市泡沫也就随之而来。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股市出现泡沫究竟意味着什么？泡沫首先是一种风险，因为泡沫意味着股票价格与公司基本面或者整个经济基本面的背离，假如基本面的改善赶不上股票价格的上涨幅度，那么股市暴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发生。
　　其次，根据托宾Q理论，假如企业重置成本不变，股价上扬就意味着企业投资成本的下降。因此，假如股价是由主动性买盘推上去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市场的投资者对公司、行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了乐观的预期，这时由股价过快上涨导致的泡沫实际上是一种要求企业家进行投资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股价过高的公司的企业家能够通过有效的投资来增加公司利润，那么，这样泡沫是可以通过利润创造来加以消除的。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由于预期乐观而造成的股市泡沫也并不都是坏的。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股市泡沫需要正确的理解，它可能意味着风险的到来，也可能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到来，所以它既可能是一种风险信号，也可能是一种投资的信号。
　　有了以上这些认识，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来讨论股票市场出现泡沫后的治理问题。假如像今天中国这样，既有流动性过剩又有对股票市场发展的乐观预期，那么单纯地进行需求管理是无法控制股市泡沫膨胀之势的，我们可能更加需要的是供给创造。这里所说的供给创造至少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假如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那么与其去控制流动性、限制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流入，还不如去拓宽投资渠道、增加投资品种更加可取。为此便需要放松政府管制，因为任何类型的金融创新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假如由政府去创造市场高风险的金融投资品种，那么政府就需要为此承担风险。然而只要一种风险投资品种的风险是由政府承担的，那么就一定会产生所谓的“败德”行为，即因为有了政府的风险“担保”，投资者便会因为风险成本的降低而进行过度的投资甚至是投机，从而导致全社会金融风险的积累。所以比较合理的方法似乎应当是政府放松管制、市场进行金融创新、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风险的组合。而且只有当政府真正退出了市场，政府才能公正地承担起市场监管的职责，市场的风险也才有可能借助于政府的监管而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二，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预期乐观而产生的主动性股票投资，事实上是一种投资信号，这种信号是一种有用信息，市场需要充分加以利用，而不是随意加以遏制。对于由这种主动性投资引起的股市泡沫，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加以消除，那就是深化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高级管理层薪酬体系的改革，用股权激励的方法来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去积极地开展可以增加公司利润的投资与创新活动，借以达到填空（消除）泡沫之目的。如若不是这样，那么这种有用的信息就会转瞬即逝，从而使得企业失去投资机会，经济失去增长的空间。
　　由上可见，在今天的中国，由于一切都还处在发展中，所以股市出现泡沫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只要我们处理得当，股市泡沫反而可以刺激市场改革、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假如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那么现行的政策可能就需要做些调整，即以需求管理（调控）为主的政策转变为供给管理与创新为主的政策。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