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向会议交上《物业管理条例》检查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全市3200个住宅项目中，成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产生业委会的只有574个，成立率仅为17.9%，还不到两成。

　　业委会对于实现业主自治和社区和谐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从2003年《物业管理条例》施行以来，4年多已过去，北京乃至全国的业委会普及程度却很低。2005年的统计是，北京3000多小区中成立业委会的只占总数的14.5%,现在这一数字变成了17.9%，也就是说，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北京的业委会成立率只提高了3.4个百分点。
　　业委会成立难，原由主要出在两方面，一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和单位为民众包办了一切，导致民众自我组织的能力退化，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这种自组织能力正处于恢复和发育中，一盘散沙的状态还未有根本转变，导致小区自治进步迟缓；二是成立业委会往往会触及开发商和现有物业的既得利益，因此它们常常会在程序上设置障碍，而业主们势单力薄，很难与之抗衡。
　　可以预言，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任由业委会按“自然状态”发育，短期内，北京的业委会成立情况难有大的改观。也正因此，北京市此次提出，“由街道(乡镇)负责组织业委会的成立和换届工作”，此一表述与《物业管理条例》要求街道(乡镇)“指导和监督”业委会，似乎前进一步，意味着北京市将借助行政的外力，加速推进业委会组建步伐。
　　行政机关利用自身的权威和资源，为推动业主自治保驾护航，这其实是一种责任的归位。就业委会组建而言，如果政府机关对此持超然、被动的态度，那业委会的产生注定是个艰难之旅。举个例子，业委会成立的第一关，是业主向街道办申请后,开发商或物业将全体业主名单、地址电话等材料报街道办。实际上许多开发商或物业总以各种理由进行搪塞，不予配合。若街道办不主动一步，责令开发商和物业配合，那业主们能奈何？业委会在选举过程中，常常遭到开发商和物业的阻挠，如业主发宣传单，保安上前抢夺，业主前脚在电梯贴上通知，物业后脚就撕掉，甚至黑恶势力还会介入，发生打人、伤人事件。对于这些大量的违法细节，若无公权机关及时站出来制止惩戒，业委会选举很难有序展开。
　　所以，公权部门“指导和监督”之外，“帮助和支持”业委会的组建是必要而迫切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扶助业主自治应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十七大报告中已明确将“社会建设”摆在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样重要的位置，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是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并且有着详尽的指标和规划，那么“社会建设”可不可以参照？我们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是北京两年多的业委会增长率只有3%左右，不到经济增长率的十分之一，这样的发展并不协调。业主自治属于“社会建设”很重要的一块，政府应对此制定发展和推进规划，以及一系列的扶助措施。此外，不仅要明确相关单位“负责”业主自治，对于不称职的，也应进行问责。
　　当然，必须明确的是，行政力量扶助业主自治应充分尊重业主的自主权，它的身份是“服务员”，工作目标只是提供一个良好的自治环境，而不是越俎代庖，对业主指手画脚。倘若业主自治最终成型，它也该全身而退了。